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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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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16

“五一三”后天下太平 308海啸一夜之间天旋地转

1969年的大选和随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因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提供较大的空间供政府重新洗牌。当时比较妥当的安排是重新调整各州内的选区与选民的划分。
那一年选举的结果显示联盟不但失去槟州政权,而且在雪州及吡州的政权也不稳。在雪州联盟只取得14个州议席(总共28席),刚好是一半,无法马上组织州政府。同样的,吡叻州联盟只胜了19席(总数40席),未过半数,也不能马上组成政府。各方人马及民众的情绪也因政局不稳而被鼓动起来。联盟在西马只稳住66席(西马国会总数104席),因此非常需要东马的强力支持。
于是一场有关巩固联盟地位的州选在砂拉越引爆。通过暗度陈仓下,左翼的人民联合党被献议加入联盟,共组联合政府,以让华基政党得以成为联合政府的成员之一。
就这样,人联党被说服改换码头,一旦东马率先举行重选(1970年),人联党得谨守诺言与联盟配合。
联盟会如此重视东马国会议席的数目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执政联盟的政治地位。除了砂拉越州议席归联盟漂亮胜出外,并按原来的默契组成了土著党、保守党(1974年合并成土保党)与人联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土著党12席、保守党8席及人联党12席。总数是48席);反对党方面有国民党的12席及砂华党3席。换句话说,在当年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新加坡林有福时代的政治部主任)献议下,大胆地将左翼政党拉进联盟,实在是一大突破。
既然东马的最大反对党人联党已加盟联合政府,遂使到整个东马成为执政党的存款机,联盟不但强有力地执政沙州及砂州外,而且也拥有东马24个国会议席(总数40席)。换句话说,执政联盟已在全马的144个国席中占有90席。
另一方面,敦拉萨又于1972年积极收编反对党,以组成稳定和强大的联合阵线,这些被召唤的反对党计有伊斯兰党(回教党)(12席)、民政党(8席)、人民进步党(4席)及砂人联党(5席),连同东马政党的加入,敦拉萨已是稳操胜券了。
此外敦拉萨在1974年访问北京,并与中国缔结邦交,给予东西马的华裔更大的鼓舞。在当时剩下的反对党只有民主行动党和砂国民党,还有是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及人社党等。
虽然个人声望不断提升,但敦拉萨也重视选举法的修正,例如在1973年的修宪废除了城乡1:2的比例。与此同时,在1974年政府又决定将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市)拉出雪兰莪州而只剩下国会议席,没有州议席了,就不可能被反对党用来壮大势力。
就这样,敦拉萨宣布将以国阵的旗号(取代联盟)让各成员党候选人进行提名,局势看来对国阵很有利。果然不出所料,国阵的天秤标志终于取得佳绩,华裔选民不但感觉国阵不错,加上选择性的对象也不多;尤其是“513”事件后也让许多选民倾向国阵,以致民主行动党在这一年有所退步。
根据历史显示,在“513”后政府对选区的重新划分不是放在重心来处理,主要是反对党已大致被收编,没有必要卡住它们。这一年的大选(1974年),国会议席已从144席增至154席。
由于下来的各届大选,国阵都处于优势,选区的重新划分到了1986年才增加至177席。而后的历届大选国席的增加也是按部就班,没有太大的改变。
来到2008年,国会的选区增至222席。虽然有引起反对党的“抗议”,但情势不见得对反对党不利。例如行动党反对槟州议会选区增到40席后,华裔的多数席选区已削减。但在研究底下,又发现40席中有23席归国阵的马华和民政所分得,超过50%,也就静了下来。
那一年的大选原是与历届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们都预测“天下太平”,不会有什么震撼性的变动,而且也只能预测行动党在槟州最多胜15席,离开执政有一段距离。
讵料这一年的3月8日(308),竟发生政治海啸,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由反对党组成的“阵线”竟然在五个州取得政权(吉兰丹照旧由回教党执政),其他是吉打(回教党)、槟城(行动党主导)、吡叻(行动党主导)及雪兰莪(公正党主导)。
这种让每个反对党都有所得的战绩,是前所未有的大大地减少了彼此之间的争议。与此同时,安华也得以在308的一周后,顺利地将公正党、行动党与回教党组成“人民联盟”(民联),以和国阵分庭抗礼。
安华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历史上第一次让大马的政局翻滚,进一步加强他的信心,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而胜出;更在916那一天预测变天会到来。
不过安华的“916”运动并没有开花结果,这也给他自己留下后患(第二次被控鸡奸罪)。
在这之后(2009年),阿都拉被巫统认为领军不力,不得不黯然下台,换上纳吉拜相。于是纳吉与安华针锋相对的时代拉开序幕了。
当2013年第13届的大选在5月降临时,纳吉也满怀信心迎战,国阵也不认为会再一次发生政治海啸。没想到,不想看到的结果又发生了。这一回巫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反而国席从77席增加到89席;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再一次惨遭严重的打击。马华有史以来只剩7席;民政剩2席及人联剩1席,简直如同反对党。
纳吉把这一次的成绩形容为“华人政治海啸”,因为华人一面倒向民联,大大地重击国阵华基政党。虽然民联只胜3州执政权(吉兰丹、槟城及雪州),吉打还给巫统,但它所得票比率计算超过50%,达到52%;反之国阵跌剩48%。由于马来西亚是推行高票中选的制度(Past-the-first-post),也就反映出国阵仍在国会占有133席;民联88席。
现在每个人都将目光放在下一届大选的日期。就在此时,选举委员会做出选区划分的新建议(没有增加国席),明显地将选区中的混合区划成种族倾向的选区。换句话说,它可以让反对党继续拥有稳固的选区,但处在多数票很少的选区,就可能对国阵有利了。
由于选委会的建议引发轩然风波,也就被朝野政党所反对。
无可否认的这一次的选委会要重划128个国会选区,自然影响到辖下的州议席,而且多数针对反对党胜出的强区作调整,使到反对党在2013年所赢得的少数多数票的选区被重新调整而变形了。
还有城市选区与乡镇选区及乡村选区的选民差距已超过一倍的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那个政党掌握多数的乡区议席,便是胜利在望。这对巫统来说是处于极大的优势。
究竟各政党的反对有没有效用?也就要看纳吉的态度了。
(下、完)

刊登于2016年10月24日《号外周报》第809期

选委会成为“无牙老虎” 中央集权掌控大局

1959年,马来亚大选显示执政联盟取得绝对优势的胜利后(在104个国席中,联盟夺得74席),以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便同意在1960年进行选区重新划分。在那时,选举委员会是具有权威和权力的,由它制定选区划分,而不对执政党卖账。这使到东姑对选委会主席阿巴里(Mustapha Albakri)至为不满。因为大权在握的选委会严格规定城市与乡村选区的选民可以制定在2:1的比例中,即城市选民1万名;而乡村选区的选民只要5000名即可。
在当时(1960年)选委会将原本有104席的国会缩成100席,即登嘉楼、吡叻、彭亨与森美兰各减1席、柔佛减两席,一共少了6席。但在另一方面,槟城和马六甲各增加1席,也就使到国会议员总数达成100名。从这儿可看到,选委会减少联盟强州的国会议员数目,反而增加议员数目予反对党势力较为强大的槟甲州。
举例来说,吉兰丹的Pasir Puteh选区共有2万8千选民,而马六甲的Malacca Tengah共有1万8千余选民。这种相差率即是1:1.52倍。这对巫统是不利的。
因此在1962年时,联盟政府又再修改宪法,将国会的100名议员再改回104席。
接着联盟也通过国会将选委会对选区划分有最后决定权的条文删掉,改成选委会对选区的划分仅是一项建议,没有权力拍板。当报告提呈首相时,首相有权修改相关的建议,再交给国会通过。
与此同时,国会也拿掉选委会的权力,允许乡村加权的限制被放宽,使到乡城选区之间的选民人数可以有巨大的差距,而不再施加1:2的比例。
马来亚对选区重新划分也是要顺应马来西亚的成立,但国会议员数目仍是104席。至于参与马来亚共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就有不同数目的分配。
以新加坡来说,它拥有17%的人口理应分配到27个国会议席,但最终只获得分配15席。新加坡接受国会议员比例被压低是因为李光耀要享有自由港的地位,拥有劳工与教育自主权。两相比较下,新加坡保留了一些自治权力还是比较值得的。
当年最热衷共组马来西亚的李光耀在1962年通过全民投票取得胜利后,复于1963年举行大选。吊诡的是,他把大选提名日订在马来西亚成立前(9月12日),而把投票日订在马来西亚成立后(9月21日)。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其实在马来西亚成立前,要共创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有提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建议,三邦的国会议席加起来一共是55席(整体国会共有159席),而三邦的议席则拥有1/3,可以阻止宪法的修改。
东马的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又是怎样产生的?因为时间仓促,东马尚未有国州选区的划分,但有市议会及县议会的地方选举。英国也就根据哪个政党控制较多的地方议会,再按其所属的州交由胜利的一方推举选举团(省议员),由他们选出国会议员和州议员。这种由地方选举演绎成对国会议员的选出倒是第一次听到。
选举的结果:在砂拉越36个州议席中,联盟占了27席(包括国民党、保守党、土著党和砂华党)。在超过半数下,联盟执政了砂拉越。当权者可再委任3名州议员,而官方可派出另三名议员,则执政党共有33名州议员。反对党方面,人联党及国家统一党各5席。
国会议员有24席是委任制的。
在沙巴方面,主要是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沙统(USNO)及北婆国民党共组成联盟。
在没有反对党底下,沙巴的斗争前期是唐纳史蒂芬对慕斯达化;后期是拜林对马哈迪。
在三层选举下(即先选地方议员,再选出省议员,而由省议员选出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沙统获得8个州议席、卡达山机构5席、巴索党1席及沙华4席,共有18席(1964年,州议员有18名增至32名,依序重新分配如下:沙统14席、卡达山机构11席、沙华7席及沙巴国大党1席)。
在国会方面,沙统3席、卡达山机构2席、巴索1席及沙华2席等,共15席。
本来在1969年的大选,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与西马同步举行。不幸的,在5月13日(投票揭晓后的第三天)暴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尚未开票的东马(沙砂因地广人稀,因交通不便,投票需要时日才可开票,也就不可能当天揭晓)的选举就被展延了。
虽然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受重挫,但还是保住政权,只是再失多一个州政权(槟城),另一个是吉兰丹。
展延东马的选举并不是坏事,反而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磋商。这个时候被拉拢和倚重的是人民联合党(这个政党是左翼分子的阵地,也一度是砂共的温床)。
在敦拉萨的刻意拉拢下,决定在1970年允许东马举行选举(此时国家还是处于紧急状态)。
选举过后,联盟在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共取得国会24席(总数40席)。由于新加坡已退出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也减掉15席,剩下144席。
至于州议员,则重新洗牌。由土著党、保守党及人民联合党组成联合政府,首开左翼政党加入右翼的联盟。
沙巴也因有人事的纷争而换了首席部长。
有鉴于1969年大选的教训,政府在1973年再提出修宪(在1972年时,巫统也已成功地将西马反对党收编,计有民政党、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主要的目的是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因此废除了城乡选区1:2的比例。在新的条文下,仅阐明州内的选民数额与议席须大约成正比例,而在划分选区时,选委会须将乡区(加)权重纳入考量。
为此,在1974年吉隆坡脱离雪兰莪州成为联邦直辖区,这是因为在1969年大选时,联盟在雪州只取得半数议席(即14席),而另外的行动党和民政党分别取得9席和4席。一旦把吉隆坡拉开,雪州的华裔选民就会减少了,政权的交换就不大可能了。
由于“513”事件后,马来西亚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几乎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也因为“513”后,其阴影一直存在,造成历届大选国阵(联盟前生)都高枕无忧,也就不需要做什么大改变了。再说选委会已是“无牙老虎”,已不可能对选区的划分作出独断的规划。
(中、待续)

刊登于2016年10月17日《号外周报》第808期

选区划分抗议声不绝 回顾独立前后的选区变动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于9月15日正式公布选区的划分与选区名称的更改,终于引爆另一个大辩论,因为有128个国会议席会重新划分其范围和选民的分配,也就直接影响相关的国会议席下的州议席的选民也有所改变。
虽然选委会没有增加或减少国会议席,也同样未触动西马11州的州议席,但因为牵一发动全身,也就对一些州的政局有相当大的冲击。
尤其不能被评论界接受和划分的先决条件竟是以种族作为导向。换句话说,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增加马来选民;混合选区的选民减少了华裔选民,使它变成单一种族占优势的局面。
与此同时,凡是华人集中的选区就让更多的选民迁入,进一步强化反对党中选的机会。
但是在选区重新划分后,我们发现有46个国州选区换名字,这无伤大雅(国会12个,州议会34个)的改变;倒是出现在国会选区的重新规划上,对反对党有很大的冲击,例如吉打州有7个国席被重新划分,其中属于公正党4席,伊斯兰党1席及国阵2席。
在吉兰丹有12个国席选区会有变动,其中7席归伊斯兰党,4席归国阵(巫统),另一席归公正党。
在登嘉楼所有的8个国席都重新规划;而在槟州只有两个国席有变动;吡叻州则有17个国席重新划分,这之中有6席属于行动党、公正党2席、伊斯兰党及诚信党各1席,国阵有2席。
在彭亨州有6个国席变动,其中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各1席,国阵共有4席。
雪兰莪的影响是很关键性的,共有17个国席选区有变动,其中属于公正党有9席、行动党有3席、伊斯兰党1席;而诚信党有2席及国阵2席。
如今它也影响到雪州议席选民的变动,据希盟调查得知,共有17个原属民联(或希盟)的选区告急,这导致行动党与诚信党支持闪选,唯公正党不同意,加深彼此的歧见。
吉隆坡的11个国席全重新规划,行动党占有10席;森美兰有6席会变动,行动党2席、公正党1席及国阵2席。
马六甲有5个国席受影响,其中行动党与公正党各1席,国阵有3席。
最后柔佛州是最大的变动,共有21个国席重新规划,其中行动党5席、公正党2席、土著团结党1席;而国阵则占有14席。
反对党;尤其是希盟认为这是认为具有偏见与种族色彩的划分,只会更进一步分化人民,完全不可能促成一个马来西亚大家庭。除开在野党强烈反对外,连国阵的华基政党也大举反对旗号。然而靠指责选委会不公平起家的净选盟BERSIH(2007年),也将会在11月份展开5.0的反对选区划分及要求纳吉首相下台的抗议行动。
除此之外,选委会也将增加沙巴的州议席,共13个,以让沙巴的60个州议席跃增至73席,但没有一个选区是在城市华人区内。选委会这一招也就被反对党认为是使到国阵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其实,按照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沿革,我们有必要回顾选区划分与民主政治的演变,以便更详尽地了解民主选举与选区划分是怎么一回事。
承自英国的政治制度,马来亚(尚未包括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在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由英军重临统治。由于英国签了大西洋宪章,英国有责任协助马来亚走向自治乃至独立。
最初被引进的选举制度是1951年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它基本上把乔治市的市区划成三块,丹绒区、日落洞区和加拉歪区,每一区不限制候选人提名,但每一区只能有3位胜利者,其他候选人则被淘汰。当时还规定,最高票者任期3年,第二高票者任期2年及第三高票者任期1年。这就是马来亚民主选举的滥觞。在这场选举中,林苍祐组成的“急进党”大胜,在9席选举中,6人当选市议员;而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各1席,但不能执政,因为英殖民政府有权另委6人成为市议员,一共15人组成乔治市市议会,主席是英国参政司宾汉。
当时选举被认为是成功的,至少英国人认为已经通过选举有力地打击马共的武装斗争,因此也迫不及待地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1952年)。结果它带来更大的影响,马华公会协同巫统合作参加角逐,面对马来亚独立党的挑战(这个政党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在1951年脱离巫统后组成,以期全面的打败巫统。可惜事与愿违,马华公会赢得6席,巫统赢得3席,拿督翁的独立党只赢得2席,另一席归独立人士。由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取得成果,也注定了巫统与马华的合作(1954年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为马来亚政局掀开新的一页。可是在另一方面,独立党的失败也为拿督翁的新党敲响了警钟。
有趣的是,当年英殖民政府是偏向拿督翁领导的政党(在1954年,以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但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巫统与马华的合作取得节节胜利,也就触动英国开始重视东姑领导的巫统。
1953年,英国为顺应政治潮流,开始与各政党商讨选举的制度和办法。先是有讨论沿用代表制的方式,即在投票后,让少数民族的代表也能进入立法议会,印度国大党固然赞成,因为没有一个选区可以划成印度人占多数的(印度人分散在各地居住)选区。后来也就采用单一选区的多数票位胜利者(First-past-the-post-voting )(FPTP)。
在同年的7月15日,英殖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以默德特爵士Lord Merthyr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规划将于1955年举行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规则。委员会最后将马来亚联合邦划分成52个选区。但为了顺应巫统及其他马来人政党的需求,委员会将乡村议席获得加权纳入划分选区时的参考。所谓的“加权”就是在选区划分时,要能区分城市与乡村选区,其选民人口的比例可以用2:1来计算。换句话说,城市选区如果选民4万,则乡村选区只要2万即可。这对巩固马来人主导政权是十分重要的。
选举的结果显示,英国人全力支持的拿督翁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巫统34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另一席归伊斯兰党取得。
这次的选举只是选出一半的立法议员,另一半的议员(46名)则是由英殖民政府委任,代表各行各业及相关的政党。
虽然如此,东姑阿都拉曼已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自治邦)的首席部长。同年年秒,东姑率联盟代表团于华玲与马共谈判,结果宣告失败,因为马共不认同投降。于是重回森林打游击战(直到1989年,在马泰及马共三方在合艾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真正地结束了三方的武装对峙)。
在与马共谈判后,东姑复又于翌年(1956年)飞伦敦谈商独立议程,结果英国同意在1957年8月31日让“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目的也是要向马共展示独立已经实现,马共斗争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马共不以为然,才有了41年的武装斗争的历程。
当马来亚被确定将要独立后,英国政府在1957年委任李德爵士(Lord Reid)为首的宪制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英国、澳洲、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法律专家组成,以拟就“马来亚宪法”。这部宪法在很多方面引用了印度的宪法而成文。
同时这个委员会也为选举事宜作了规定,在宪法第113条第1项中阐明,选举委员会的职责在于进行选举、划分选区及准备和修订选民册;而在第114条文中,又赋权最高元首,在经过咨询统治者会议后,得以委任在所有民主政党与各群体间具有公信力者出任选委会主席(第一任选委会主席是阿巴里(Mustapha Albakri)),另两名委员由华裔与印裔人士担任,以示公正。
不过在后来,英国政府将“得到各民族民主政党与群体之公信力”的条文删掉,避免对人选的委任发生争论。
为了公平起见,李德委员会也决定继续使用1955年的选举模式,也就将52个选区x2=104席(在这个概念下,马来乡村仍然获得“加权”)。
另一方面,李德委员会也在独立宪法中的第116条文清楚限制了选区划分所面对的名额配置问题,各州的选举配额与人口配额必须相等。也就是说,各州分配的国席和州席应以其人口和地域作为规划的标准,以防止不当配置。
这个委员会也不建议即刻举行大选。这样一来,1955年选出的议员也就成为独立后的国州议员,直到1959年才举行独立后的第一次全国选举。
联盟在取得胜利后,便于1960年对选区重新划分。
按照规定,选区得以在每8年更动一次。
(上、待续)

刊登于2016年10月10日《号外周报》第8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