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书原计划在2002年12月出版，但为了两个理由，我把出版押后，直到2003年才问世。其一是为了等待澳门科技大学黄枝连教授的精彩序文；其二是因为参与教育事业，忙于韩江中学的改制和韩江学院的革新，不得不把个人结集的出版推迟。
　　
黄枝连教授是我多年的挚友。犹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期当他在南洋大学执教时，来到槟城一游。我们因此成为文化上的朋友。在那时我在星槟日报主持笔政，而他是新加坡星洲日报的特约社论撰稿人，可说忝属同行，也就无所不谈。高谈阔论之余，还向他他讨教研究历史的方法，不久之后，即1972年知悉他去了香港执教，我也曾在香港与他会晤。
　　
虽然我们见面的时间有限，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曾通讯，但我知道他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不断有着作出版，而且都是“大块头”的。他对做学问的执着，惊叹其才华之余，也不得不折服他的精力旺盛，终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知名的学术文化人。他有今日的成就是他努力不懈，勤于鑽研和奋斗的结果。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一位学者的艰苦历程。
　　
为了使拙作更具分量，我特别邀请他写一篇序文。但他要求特高，要我把初稿邮寄之外，也加上我前出版的拙作，供他参阅。我本想他也许会应酬式的写一篇序文，没想到他是真的把我的书“消化完”，再用他本身的研究心得，加上诸多参考资料，送来了一篇令我大开眼界的序文。原来他的联想和阐释比我更透彻和更具说服力，竟能将以巴冲突伸延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并明确指出绝对主义带来的祸害是无穷无尽的。不单单是在某一个角落，而是覆天盖地的牵动世界的走势。我个人认为他的序文是一篇精闢见解的论文，值得参阅以悟出其中的道理。我得衷心感谢他的“ 拔刀相助”。
　　
读了黄教授的序文，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要写以巴冲突。也许有人认为它既离开我们那么远，又与我们的社会生活隔了那么远的距离，挑了出来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我个人的看法与黄教授的见解几乎是不谋而合的：当伊拉克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美国要它撤兵，它反过来也要以色列撤出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占领；当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扶持塔利班在阿富汗当权时，就矢言要发动圣战，以迫使美国和以色列还巴勒斯坦人一个公道。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回教国家，都把以巴问题和世界问题相提并论，并一口咬定以巴冲突一日不解决，世界难有安宁之日。
　　
这就是说，以巴冲突已不是区域问题，而是越来越成为国际焦点和尖锐性的问题，威胁世界和平，也牵动每个人的神经腺。在今天，那些被美国圈定为恐怖组织的团体和政权，若是属于回教性质的，都或多或少带有强烈的反美和反以的思想和情绪。这也无形中了给了对方一个口实开展恐怖活动。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不走绝对主义路线，转而采取相对主义政策妥善及早日解决以巴冲突，相信极端的宗教组织将失去一个平台和理由进行反击和挑衅。
　　
虽然写以巴冲突的书在坊间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我以为用第三者的眼光来撰写这类的文章，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我一向来采用编年史的方法对历史进行分析和综合，并通过年代找出不同时代，不同事件的相互关系，然后用一种较平白的语言作出交待。这也许是报人的一种本能。因为报人兴趣于新闻的剖析和对事件背景的追踪。这就促使我不得不翻查历史，探究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挤”出来。
　　
我的遗憾是从来未到过中东国家作实地访问和考察，不象我在80年代初期撰写“柬埔寨的悲剧”一书时，我确实曾经做过“战地记者”，了解悲剧中的苦难。而写以巴冲突只能凭着这一推理来表达。虽然是“纸上谈兵”，“隔靴抓痒”，但我尽力从参阅的资料中贯穿整个历史的始末，如果此书能使读者对以巴冲突有个轮廓的理解，则不枉此书的出版了。
　　
我要感谢光明日报及容耀群、叶宁、蔡进兴和刘汉良诸君的邀约与协助，得以通过专栏定时发表有关文章，而有机会辑成此书。
　　
我也要感谢：王俊龙的封面设计，邓祥信、杨国康的校对和排版及陈秀音诸君的协助整理稿件。还有对本书的出版提供多方面意见的朋友以及那些定期阅读拙作而给予支持及鼓励的读者，也一併致谢。
　　
这是我的第八本单行本，是我写作生涯中留下的新标记。本书若有错误或错别字，是作者的责任。期望读者能从本书中找到所要知道的历史，则心愿已达。
　　
我不知道以巴冲突还要延续多久，还会流多少鲜血？毕竟时局正在不断地变化。我也无法详情收录和提供历史的总结。但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以为。因此即使这本书没有结局，也不失其历史意义，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后记─谢诗坚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