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的思潮斗爭

(一) 台灣是中國的歷史包袱

台灣總統陳水扁的“走自己的路”與前總統李登輝的“立國論” ，不是巧合，而是“在水一方” 與“登高一呼”的相互呼應。這種心態和潛在的意識由來已久，現在借助“時機”展露出來。
如果我們從“宏觀論”來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遲早是要統一的，那就簡單地否定兩人的說法，不必再談為甚麼呢？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台灣確是中國歷史的包袱，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那就需要探討為甚麼台灣人民存有這種“台灣是台灣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台灣人民有幾成支持這種觀點，但我們相信台灣的一股政治主流正試圖領導這一潮流，而且準備從另一方向來確定台灣的“歷史地位”。

阿扁這樣說：“只要中國大陸放棄動武，台灣就保持現狀”（而中國大陸則不斷強調，台灣獨立日，祖國統一時。換言之，絕不允許台灣自行獨立）。這句話包含了很深的意義，也是一種心理戰略。主要是說給世界聽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給台灣人民聽，意思是說：如果台灣獨立，是中國大陸逼出來的，一下子把球丟給中國，希望中國放棄用武的念頭。這樣台灣就不會尋求獨立成立所謂“台灣共和國”。

但在這個前提下，並沒有阻止台灣愛怎麼做和怎麼說，理由台灣認定它已是一個 “主權國家”，可以行使國家的權力，不必看別人臉色行事。

可是，中國政府卻認為阿扁上台以來，企圖把台灣推出祖國的懷抱，而且散播很多 “兩國論”的言詞，孰可忍，孰不可忍？

為甚麼台灣會形成今日的局面？這與“歷史的包袱”大有關係。雖然文獻早已記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且在元朝時，正式載入中國的版圖。但在明朝時，卻讓荷蘭人在1624年佔據了台灣，開始長達38年的統治。繼後，清朝入關（1645年）駐守在福建的鄭成功部隊，一心向明朝，拒絕降清，並在廈門建立根據地，繼續奉明正朝。1661年率軍士攻台，而在1662年迫使荷蘭投降，收復台灣。

在一方面，鄭成功視台灣為中國的土地，但在另一方面卻不承認清朝的“君臨天下”，把台灣當成“反清復明”的大本營。兩軍對峙，自然形成鄭成功在台灣以“小王國”自居（明朝封他為延平郡王）。

鄭成功之後，其子鄭經繼位，同樣偏安一方，把台灣視為自己的“國土”，不與清朝共享 “一國兩制”。鄭經後傳位其子鄭克●繼位，儼如鄭氏王朝。1683年，清朝趁鄭氏王朝內訌，舉兵攻台。康熙的一個成就便是將台灣再併入清朝的版圖（鄭成功三代据有台灣21年）。1885年清朝將台灣擢升為一個省。

台灣對於清廷來說，正如康熙皇帝所說：“台灣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繼後的清皇帝是以這種心態治理台灣，而台灣人民也對清廷的暴政起而反抗。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戰敗，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日本。這就是中國人視為恥辱的 “馬關條約”的割地求和的賣國條約。台灣從此落入日本的統治。反抗的台灣人民，在唐景崧率領下，於1895年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但未能打敗日本的侵略者。

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軍國主義戰敗結束，台灣才又歸還中國，屈指一算，日本統治台灣歷時50年。

蔣介石在收復台灣後，也是面臨內外交困，因而將台灣視為大後方，準備在大陸失守後，有個安身之地。他的做法近乎鄭成功據有台灣，來抗拒北京的中共。果然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不敵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兵敗撤遷台灣，及隅頑抗。他的“反攻大陸”與鄭成功的 “反清復明”是異曲同工的。

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也許是未能乘勝一舉拿下台灣，本來他已準備與國民黨作最後的一博，無奈韓戰爆發。他不得不南兵北調，派大軍跨過鴨線江，支援朝鮮人民抵抗美軍的入侵。這是歷史上的著名的“援朝抗美”戰爭。歷史的曲折和美國的介入，迫使毛澤東未能徹底打垮蔣介石的國民黨軍。

蔣介石本來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他的失敗判定他在日後成為台灣的霸主，不再能回返中原與毛澤東再較量。從這裡也看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然蔣介石怎能佔據台灣，形成與毛澤東對峙的局面？

蔣介石把自己視為鄭成功第二，而他的背後有美國撐腰。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的 “恐共和防共”政策，蔣介石恐怕支撐不了。他的白色統治也給台灣人民留下歷史傷痕。

同樣的，他仿效鄭成功，把台灣的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可惜再後繼不是蔣家的人，而是帶有日本心的台灣人李登輝，順勢取代蔣家王朝（從李登輝著作《台灣的主張》可看到他的濃厚的日本情結）。

李登輝的日本背景和思想使到他比蔣經國走得更遠。他強烈的反共意識還帶有強烈的反中國情緒。蔣介石和蔣經國一生反共，但不反中國，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他們應擁有的統治權利，可是李登輝乾脆把台灣拉出來，他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堅持台灣是一個“ 獨立國” 。在這方面，他的台灣主權論觸動台灣人民之心，進而對國民黨有所不滿。李登輝也看到背著國民黨的包袱是無法擺脫中國大陸的陰影，唯有打掉國民黨這塊牌子，才能使台灣 “徹底地離開中國”。在這種心理驅使下，民進黨的台獨政綱，正是符合李登輝要扭轉台灣的一個“新生物”。
陳水扁的民進黨在這個時候填補了“真空”。1999年的總統選舉，終於讓李登輝看見陳水扁是他的最忠實的追隨者。

近2年多來，陳水扁所作所為與李登輝可謂形同“政治父子”。他們把台灣導向一個未知的未來，台獨論在這3年來不絕於耳也刺激了中國政府的神經。

從中國的領土到淪為殖民地；從分刈到死守頑抗，幾乎是台灣三百餘年的血淚史，難怪台灣人也感到迷惘，到底他們是中國的“棄兒”或本來是“孤兒”？抑或是中國的血肉一部分，不然為甚麼中國稱他們為“台胞”？

(二) 從蔣介石到蔣經國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剪不斷理還亂”的膠著關係在1949年後益發明顯，這一段50年的 “情仇恩怨”，全因蔣介石兵敗大陸後引致的。

本來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將台灣交回中國統治是順理成章的“歷史事實”，而當時統治著大陸，並擁有“中央政府”控制權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尚未奪得大陸的控制權。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竟是國共內戰的再起。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國民黨正面交鋒，無法達成國共分享政權。因為這一戰，毛澤東的軍隊勢如破竹，從北打到南，最後迫使蔣介石退守台灣。

蔣介石帶了大批軍隊和國民黨追隨者在台灣紮根。由於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蔣介石靠其軍事力量退據台灣。雖然此舉未得到台灣本土人民的同意，但在大軍壓境下，台灣已成為蔣介石最後一個堡壘。如果再失守，蔣介石除了遠走美國外，再也沒有其他退路了。

這個時候，美國對共產勢力在亞洲的抬頭十分警惕，決心扶持蔣介石在台灣穩住陣腳，並掛起“中華民國”的旗號，代表“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起舞，目的之一是“堵死”毛澤東代表“中國政府”行使國際權利，於是“兩股勢力”在政治大洪流中相互鬥爭。一邊是擁有整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邊是據守台灣的“中華民國”。

台灣的現代史就在蔣介石的鐵腕政治統治下啟開血淚的一頁。

1949年──1975年是蔣介石時代。整個權力結構都是在國民黨操控之中，沒有所謂選舉，更無民主可言。這種高壓政策驅使台灣人民相信台灣處於戒嚴狀態是因為毛澤東的共軍遲早要打過來，必須作好準備面對戰爭。

在這個前提下，蔣介石鼓吹“最上上之策”是“反攻大陸”，打敗共黨，才能保障台灣的安全。不用說，在國民黨的教育政策下，所灌輸的是“共產黨人是一群土匪”，不能與之共存。久而久
之，台灣人相信大陸是最大的敵人，全是“共匪”，非剿滅不可。

蔣介石“永遠相信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在他領導下的“中華民國”，絕不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更不能容忍在大陸戰敗之恥。他幾乎把台灣變成一個 “反共堡壘的堅強陣地”。台灣人民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之下，只有唯蔣介石“馬首是瞻”。至於他們心裡是否服從蔣介石，是否同意他的“反攻大陸”是最好的出路，不是在蔣介石考慮的範疇內。

蔣介石先是以為1950年韓戰爆發，美軍必然打敗中共。因而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韓戰在3年後結束，中共未倒；五年過去了，又反攻不成，再退而求其次的改成“光復大陸”口號，戰略變成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拿下大陸。顯然是從短期反攻變成長期鬥爭。

毛澤東方面原本計劃要在1949年解放中國大陸後，下一個步驟就是要解放台灣。擺明是用武力與蔣介石較量。可是韓戰爆發，加上美國把軍事力量擱在台灣海峽，阻止了“解放台灣” 的大計。
中國大陸和台灣隔著一道台灣海峽，距離（最近處）也有150公里。在當時的條件下，雙方的海軍力量不足，打起戰來也頗費周章；更何況有美軍作為保護傘，毛澤東要拿下台灣確是阻力重重。

“解放台灣”和“反攻大陸”都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各方都未能完成。毛澤東在考量下，改用“和平解放台灣”的戰略，卻未能得到蔣介石的回應，雙方關係成為一個僵持不下的局面。
1976-1988，台灣轉入蔣經國時代。這是子承父業的的典型政治體現（其實蔣介石老早就佈署蔣經國接班，在1972年即委任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則是在1978年正式被國民黨推舉為總統”。蔣介石的“封建心態”，促成了“蔣家王朝”。

蔣經國比蔣介石開明，他不再拘束於“反攻大陸”的框架，轉而採取了“革新保台與紮根台灣”的策略。因為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及後美國又加緊修好中美關係後，台灣在國際上已越形孤立，絕大多數國家轉向與中國建交，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一個中國”的現實和輿論幾乎倒向北京，台灣已不能自稱它是中國政府的合法代表。
由于現實比人強，蔣經國唯有改弦易轍，提出了“新人新政”，力求“本土化”，大抓台灣經濟發展，藉此爭取民心，立足台灣。

正是因為形勢使然，國民黨不得不“本土化”，一批官僚技術人員被起用了，其中包括李登輝、李國鼎、孫運璇與蔣彥土等。

國民黨的蛻變，得到本地台灣人的認同，他們對國民黨的支持程度也大大提昇。蔣經國的個人地位在此時得到強化和鞏固，但也種下後遺症。

一方面蔣經國製造了“美麗島流血事件”（激發了黨外人士及本土人在日後組成民進黨），另一方面又大方的啟開民主機制，解除報禁，提倡言論自由，允許政黨相繼成立，藉以推行民主選舉制度，無非在于取悅於台灣人民。

台灣也因此從一個“獨裁統治”走向“民主政治”。

1988年李登輝遞補蔣經國的遺缺，成為第三任台灣總統。他開始埋葬蔣家王朝，更進一步脫離蔣介石路線，把台灣導向另一個局面。蔣介石若泉下有知，可能會哭笑不得，也會埋怨蔣經國“用人不當”，沒有栽培蔣家的人接班，把蔣家王朝斷送了！

(三) 李登輝為“台獨”啟航

李登輝從1988年到1999年的當政期間，把台灣轉變成一個“本土化”的政治機制，對今日的台灣政治走向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要了解陳水扁的“台獨路線”。不能不回顧李登輝的“政治流程”。

在政治上，李登輝顯然是不認同蔣介石和蔣經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但為了擺脫 “蔣家王朝”施加在台灣頭上的強烈政治意識，李登輝借“民主化”來抵消蔣經國的形象和影響。1988年他進一步 “開放報禁”，允許媒體“百花齊放”、“百家爭嗚”，不再嚴守言論控制政策。台灣的報業因之打開“枷鎖”，出現雨後春筍的氣象。1989年，他又開放自由組織政黨，允許更多政黨立足政壇，弱化了國民黨“固若金湯”的一黨專政。接著在1991，強制任期長達40年的終身立法議員退休，改以民選議員取代。與此同時，他也力促國民黨“本土地”。在1993年時，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有半數以上的委員是屬於李登輝的本省人。換言之，由外省人把持的局面，在李登輝大張旗鼓下，已成為本省人掌控的局面。

為甚麼李登輝要改變蔣介石定下的政治方針？除了與時局的變化有關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李登輝的政治思想使然。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毫不諱言這樣說：“隨著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播遷台灣，台灣也和大陸出現了緊張的對立關係。而此時，光復後和中央政府一起遷台的 ‘外省人’，與光復前（指日治時代）便定居台灣的‘本省人’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摩擦 ”（參閱第30頁）。
作為本省人的李登輝，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自認深受日本的影響。於是在成長後，他認為日本有許多值得借鏡之外。其中他和蔣經國不同之處就是在“認同台灣” 問題上，他們是有歧見的。如果說蔣經國是想將外省人融入台灣社會而不分彼此，反正是一家人（都是中國人）；那麼李登輝就啟航將“本省人”和“外省人”加以區分。而且認為台灣人必須在將來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不是受制於“外省人”。

雖然他沒有說出這個未來人的領導人就是李登輝，但在下意識中，李登輝從未忘記要用台灣人的身份來改變台灣的政治方向。果然蔣經國的病逝給了李登輝一個機會，因為蔣經國沒預料到會這麼快離世，也沒有刻意栽培接班人。自然而然地，其空缺便由副總統李登輝頂上。

為甚麼蔣經國會選用李登輝為副總統？主要是考慮到爭取本省人對外省人的認同，或狹義的說是爭取台灣人納入國民黨的大家庭中。再者當時李登輝表現出對蔣經國的“忠心耿耿 ”，小心翼
翼不“功高震主”，難怪取得蔣經國的信任，脫穎而出。雖然李登輝曾承認他被委為副總統，並不意味著指定他為接班人，但時局的巧妙讓李登輝借國民黨這個“金字招牌”擦亮了他的政途。
李登輝順勢在國民黨內大動手腳，讓國民黨把他確認“為第三代領導人而不懷疑他另有議程和動機。他挾著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又身兼總統，掌握了整個時局，先後進行了4次“修憲”。除了廢除蔣介石時代留下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蔣介石以此對付中共為由，限制民主化），也廢除了臨時條款，改總統由台灣區人民直接選出，凍結“台灣省長”和省議會的選舉。這意味著台灣不是一個省（不是大陸的一個省，蔣介石視為一省是希望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成功後，入主中源），而是一個“主權國家”。

於是李登輝借民主化之力，將台灣變成一個民主政制的“主權政體” ，全部沿用西方政制，通過選舉產生，上至總統，下至地方縣議員，以顯示有別於大陸政制。

不寧唯是，李登輝也大開方便之門，讓大批境外的“台獨”份子得以返台，助長了向來鼓吹“台獨”的民進黨的勢力。表面上看來是對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的威脅，實則是李登輝在背後隱藏的一個政治目標，如果能因此刺激“台獨”的思想，也就是李登輝想要達成的最終目標，假手於他黨，好過顧慮多多的國民黨。

1995年李登輝在修憲後首次被國民黨提名角逐總統，尋求蟬聯時，他就蠻有信心能穩住陣腳，他相信民進黨還不成氣候，也無意拉他下台。畢竟他和民進黨的理念並無太大的差別。他這樣說：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為台灣努力奮鬥，甚至不惜粉身碎骨，就是台灣人。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新台灣人”觀。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啟新機運的空前良機（參閱“台灣的主張”第54頁，68頁及69頁）。

甚麼是“大台灣”和“新中原”？李登輝說：所謂新中原是指居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以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為基礎，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這才是“大台灣” 與“新中原”的意義所在（同上，參閱69頁）。

這種近乎“台獨”的論調，雖是隱蔽，但眼明人不難看出李登輝的“新中原”就是要製造出與大陸不同的“新族群”（不承認“台胞”這一用詞，雖承認同與大陸民族同出一系，但認為歷史已把台灣人分割出來，不再是大陸口中的“台胞”），再演繹下去，就是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是兩個不能相提的並論的實體。

借助這一煽情，李登輝終於當選蟬聯總統，使他更無所顧慮在後來拋出兩國論，近日更與阿扁相互呼應，露骨地提出2008年是立國的最好時期。

他踏著國民黨的背脊，大搞台灣情緒，台獨呼之欲出；也因此在後來在所不惜斷送國民黨執政權，也要換取“台獨”的到來。

今天的台灣就是昨天李登輝種下的果；今天的陳水扁，也就是李登輝的化身。國民黨被李登輝踐踏得遍體鱗傷原來是要為台獨嗚鑼開道。在他看來，國民黨已成為“台獨的阻力 ”，不再有能力執行李登輝的“最終目標”。

(四) 李登輝的後遺症

李登輝在1995年蟬聯總統後，就一步一步地把台灣導向另一個方向。他是躲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大張旗鼓地為台獨“鳴鑼開道”，力圖將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從歷史上抹掉，企圖以“ 李登輝的思想”取代國民黨的思想。

國民黨的思想在蔣經國之後也起了變化，不再幻想“反攻大陸”或“光復大陸”，而是力保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獨立” 地位。所謂“獨立”地位說穿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不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份（中國在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後，與其他國家建交的條件是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劃的一部份，藉此取消“ 中華民國”的國際“合法”地位），目的是反擊中國的強大外交攻勢。在這一立場上，國民黨與李登輝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但老是守著“國民黨”這塊招牌，等於背負歷史的十字架。李登輝很不願意成為“國民黨的耶穌”，被釘死在政治的十字架上，因此在1995年6月訪問美國時，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1998年在“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禮上，李登輝這樣說：“我們要再次堅定拒絕所謂“一國兩制”的構想。中華民國於1912年即已成立，1949年之後雖然播遷台灣，但中共政權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台灣。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參閱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

這番談話是針對香港回歸中國後，一口拒絕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

接著李登輝在1999年更為驚人的提出“七塊論”。他說，“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份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堅定。”此言一出，形同主張將
中國分裂成“七個國家”或至少是七個主權實體，招引強烈的抨擊。

雖然李登輝在心理上是希望中國分裂，但也知道不容易得逞，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大陸的陰影中拉出來。同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他終於顯露所要表達的政治目的：“自從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 關係”。

這種言論已是形同“兩國論”。台灣人民也許“乍喜還憂”，因為他們瞭解到台灣一旦宣佈獨立，後果難以預測；但如果“俯順一國兩制”，又擔心正如李登輝所說的“一個是中央，一個是地方，等於被對方吃掉。”這種矛盾的心情由來已久，不過宣之於李登輝之口，也就更具政治含意了。

李登輝之所以要拋出“兩國論”是鑑於總統選舉不久後到來，他希望接班人能繼續”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他說：“未來的總統，必須是能以‘新台灣人’為基礎，開創新時代的人。

所謂新台灣人自然以台灣原住民和最早期移居來台灣的後裔為主，雖然也不否定50年前始來的新移民（指外省人），只要他們心系台灣，願意為台灣犧牲奮鬥的人。這就畫龍點睛要新生代的台灣選民選出一位比“李登輝更李登輝”的“新台灣人”的總統，以便能捍衛和發展 “台灣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儘管李登輝沒有說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也在字里行間發出訊息。表面上他不得不支持其副手連戰當選總統，因為那時他還是國民黨主席，要站在國民黨台上為連戰造勢。

可是連戰會是“奮不顧身”的台獨人士嗎？李登輝心知肚明，他知道連戰至多會是“維持現狀”
的政治人物，不可能突破李登輝的框架，更不會丟掉國民黨，為兩國論樹碑。

至於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同樣是國民黨出身，後來鬧分裂另樹一幟，不是李登輝心目中的
理想接班人，若要他在連戰和宋楚瑜之間選一人，他寧可要連戰也不要不聽話的宋楚瑜。

除兩人之外的第三人陳水扁（民進黨），不論其理念和作風，都與李登輝十分相似，因此有人在當時形容李登輝是明保連戰，暗扶陳水扁。

如果我們從李登輝的言論分析，尤其是讀完他的著作“台灣的主張”，在總統選舉前殺青出版，不難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棄連挺扁”。

李登輝的這本代表作，正暴露了他的政治議程和動機，並且有多重的寄望和個人的強烈台獨理念。

如果此說得以成立，促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以致出現連戰和宋楚瑜爭奪總統的局面，在很大關係上，是李登輝的“一石二鳥”策略使然。他要用一塊石頭打死兩隻鳥，但又不方便自行開刀，唯一的方法是“借刀殺人”（在政治上除掉連戰和宋楚瑜），能夠扮演屠夫的，當非陳水扁莫屬。
果然選舉結果，阿扁探出頭來，連戰與宋楚瑜雙雙在陰溝里翻船。李登輝的一流陰功，無非是要民進黨的陳水扁做個“新台灣人”和“新中原的主人”。

事態的後來變化，正印證較早前的推論是正確的。李登輝離開了國民黨，與台獨的份子搞在一起；即使不是投身民進黨，卻進一步分化了國民黨的勢力。

不久前，不甘寂寞的李登輝公然主張台灣在2008年“獨立”，一腳踢開“中華民國”，另一腳再次踐踏流血的國民黨，而雙手則擁抱陳水扁，後者在得意忘形下，再掀政海波濤。

(五) 民進黨與陳水扁

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在1999年的總統選舉中脫穎而出，應“歸功”於李登輝的分裂國民黨和暗渡陳倉扶起走台獨的“新生代”。如果連戰和宋楚瑜聯手，陳水扁就不可能直登總統府。

陳水扁起家於民進黨，而民進黨又是“黨外人士”搞起的政黨，正式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
這一天，“黨外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園山大飯店舉行會員大會，共132人發起組黨，取名為 “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這個黨匯集了島內各個反國民黨的政治勢力。

1988年，民進黨公然提出有條件的“台獨”主張：“如果國共片面和談（指中國共產黨和台灣國民黨），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同時大會也重申“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參閱王國賢著“台灣十年嬗變”）。

民進黨的前身是70年代一股反國民黨的本省人，以黨外人士的身份投身政治活動。他們在71年通過“大學”雜誌抒發心聲，力倡民主，以打破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最初階段，國民黨政府尚可容忍，勉強接受知識份子的“大鳴大放”，以顯示台灣也向民主化邁進。到了1975年，張俊宏、黃信介、康寧祥及姚嘉文等本省知識份子發起創辦“台灣政論” ，

以此為陣地向國民黨猛烈開炮，甚至有一扁文章大揭國民黨的腐敗，號召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
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

這已經超越蔣經國所能容忍的程度，“台灣政論”遭封殺，總編輯張俊宏入獄10年，其他知名人士也被捕入獄。不久台灣又掀起“鄉土文學”。通過“鄉土作家”大舉鞭伐國民黨；國民黨不甘示弱，大舉反攻，引爆了“鄉土文學之爭”。

在1979年的時候，對峙的局面越發尖銳。8月16日，黃信介、許信良、黃元福、呂秀蓮、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王拓及康寧祥等人發起創辦“美麗島”雜誌，成為“黨外人士”的大本營。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決定舉行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及遊行，由施明德帶頭。沿途高喊打倒國民黨口號，很快與軍警發生衝突，雙方各有人受傷。國民黨政府有感事態嚴重，採取鐵腕手段，進行大逮捕與“美麗島事件”有關人士。

1980年9月18日，軍事法庭宣判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等人均被判刑，參與擔任辯護律師之一的包括陳水扁。

其中節外生枝的是林義雄（被判12年有期徒刑）在審訊期間，其一家發生“林家大慘案”，老母和孿生女兒被殺害，大女兒重傷，而其夫人正巧到監獄聯系，逃過劫數。

這是一起明顯的“政治謀殺案”，警方也信誓旦旦一定要及時破案，但就是破不了案。無形中激發民眾對美麗島事件的受害人更大的同情。

還有“主犯”施明德竟能在判刑數天後，在某人掩護下一度潛逃（後又被逮回），而這個人就是“基督教長老會總幹事”高俊明。他較後被捕，判刑7年。高俊明較後被查知是第一個在島內公開提出“台獨”的人。他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的文章中這樣說：“台灣的將來應由1700萬住民決定”。（目前台灣人口已增至2300萬人）。

“美麗島事件”，又稱為“高雄事件”，不但震驚海內外，而且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更是政治鬥爭的新起點。國民黨政府指責這些“黨外人士”與“大陸勾結”，企圖武力推翻政府；但事實上這些人都具有強烈的“台獨思想”，根本與中共扯不上關係。

一個是企圖以“民主化”來穩住政權；另一個是以民主作為政治鬥爭手段，來達到“台獨” 的目的。但這兩者都不被中國大陸所欣賞和支持。國民黨是中共的“死敵”，“黨外人士” 則是一群不被駕駑的人士，他們的離心力量比國民黨更是強烈和明顯。

話說美麗島事件後，台灣的政治不斷地變化，一邊是蔣經國不得不推行民主改革，大量起用本省人來鞏固政權；另一邊是被判刑的施明德等人在1985年4月1日進行絕食；6月10日，陳水扁和林正傑被控 “誹謗罪”入獄，有利牽動台灣人民反國民黨政府。（參閱“解讀台灣”）

黨外人士正是借藉蔣經國的民主開放政策，推動了另一波政治運動，促成了民進黨的誕生。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有許信良、謝長廷、康寧祥、張俊雄、游錫●及邱義仁等人。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國民黨竟然容忍民進黨的成立，以顯示國民黨推行“民主政治”。當然國民黨也面對強大壓力解除政治禁令，打破一黨專政，不得不“寬宏大量”。這與國際大氣候有一定的關聯。相信美國也給了某些影響力和壓力，來改變台灣的現狀。

從民進黨成立的那一刻起，注定台灣的政治從此變化多端，尤其是蔣經國在兩年後（1988年）病世，李登輝登台，台灣更是轉入大變革時期。不但國民黨進行本土化，而且民進黨也逐漸顯現其本色，它是“美麗島”的另一個脫胎換骨的政治舞台。這兩大政黨已形成正面交鋒，兩者既有著共同點，也存在不同點。

兩黨的共同點是堅持“台灣是主權國家”，與中國大陸是“對等關係”。不同點在於國民黨念念不忘中國大陸本來也是屬於國民黨的；民進黨則心繫台灣，認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本來它們之間是不易找到共識，但在李登輝主政12年後，他的政治觀與民進黨越走越近，到最後陳水扁竟成為他的衣缽繼承人。國民黨也就讓位於民進黨，而後者成為主導政治力量。

(六) 一邊一國論的敗筆

陳水扁在涉及政治的那一刻開始，就已孕育“台獨”的思想。當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後，陳水扁是其中一位“台獨”的積極推動者。

1994年，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啟開了一段新的政治歷程，一直到1999年台北市長選舉被國民黨的馬英九打敗為止，他已經吸取了不少政治經驗。

原本以為台北蟬聯市長失敗後，是陳水扁政治走下坡的徵兆，不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較後舉行的總統直選中，陳水扁越級而上，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初時，陳水扁並不被看好，因為很少人相信執政台灣50年的國民黨會敗北，也相信其候選人連戰是李登輝的衣缽傳人。但整個局面因為宋楚瑜（選後創組親民黨）的從中殺出，形成三角混戰。這意味著連宋在爭奪國民黨支持者的票數，而陳水扁卻處於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情況下脫穎而出。

姑不論國民黨分裂李登輝要負上多少的責任，陳水扁的當選不能不說是李登輝暗助其成的。理由很簡單，陳水扁的政治思想是最接近李登輝的，正因為這樣，阿扁的勝利並未得到中國大陸的祝福，反而要“聽其言，觀其行”（借用中國總理朱容基語）。中國政府對陳水扁的警惕性可想而知。

2000年5月20日，阿扁在總統就職典禮中算是中規中矩，即未宣佈獨立，也未提及公投表決民意。當然不會引起軒然風波，台商因此較前熱衷的到大陸投資。

不過在“大三通和小三通”的爭議上，阿扁還是不想太快開放。以至到目前為止，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官方聯繫”僅限於“小三通”，實質意義不大。

2002年5月9日，阿扁在金門“公開邀請大陸領導人前來喝喝茶”，不過避開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方案，也不回應“江八點”（江澤民的八點主張和建議）。

同年7月，阿扁說只要“中共願意放棄對台動武，台灣不會宣佈獨立”，但台灣會“ 走自己的道路”。這句話顯然為他後來的過激言論埋下伏筆。

果然在8月3日的“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廿九屆年會”在日本舉行時，陳水扁透過電視直播方式發表“令人震驚”的談話。他說：台灣和對岸的中國是一邊一國。大家應該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話一出，比起李登輝的“兩國論”更為直截了當。

李登輝未提公投決票，阿扁則認為公投時機已經到來。為甚麼陳水扁在此時此刻敢於拋出 “一邊一國論”？是有其他因素促成他單方面地認為“挑釁一下也無妨”，反正這是民進黨創黨時就已提過的課題，現在將之表達，並不違反民進黨黨綱。這些因素包括：

（1）美國政界發表中國的威脅論，應是與布什總統的看法相一致。況且美國老是不忘提及對台安全的責任，既然有美國作後盾，台灣何懼有之？

（2）日本也認為中國具有威脅性，自然會加緊拉攏台灣，甚至與台灣“結盟”來遏阻中國大陸的強大。

（3）中國大陸更換班子近在眼前，內部的矛盾可能擴大。若趁此時“高喊台獨”，不但時機恰當，阿扁也以為會加劇大陸的緊張和內部分化。

（4）比較重要的是，阿扁相信台灣人民，尤其是認同“本省人”的台灣新生代，大多數會支持台灣走向“獨立”，即使全民投票，也會取得優勢。

除此之外，阿扁比李登輝更激進，如果說李登輝提出2008年是立國的好時機，那麼陳水扁認為可以提得更早，只要美國承諾台灣的安全，又何需擔心中國動武？

詎料（應該說是預料中事），阿扁收到的是反效果的訊息多過支持的訊息。先是中國嚴厲警告阿扁玩火自焚，絕不允許“台獨得逞”；繼之台灣內部也是“動盪不安”，不但在野的國民黨和親民黨指責阿扁不顧後果我行我素，而且民進黨內高層也尋求各種途徑“補鑊”，為阿扁的言論進行“消毒”。又是一句老話：“只要中國大陸不動武，台灣就不會宣佈獨立。”

反過來，中國則認為只要台灣不搞獨立，就沒必要動武，因此不放棄動武的可能性。

拿兩邊的話來剖釋，不難發現一個共同可以承受的底線：“維持現狀！”

到底甚麼是維持現狀的標準，誰也說不上來。以目前的大氣候，中國大陸明顯已處於較有利的地位。在經濟上，台灣會越來越依賴中國（目前台灣的出口有四份之一向大陸，而且有可觀的貿易入超）。在政治上，美國需要中國共同“反恐”，自然不會因為阿扁的三言兩言打亂既定的秩序；儘管美國在一定程序上希望利用台灣課題來牽制中國勢力的膨賬，但也不至於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在美國政府看來是政治上的一場遊戲，即保持現狀，又不讓台灣失去防衛能力；既要中國穩定發展，但又不能忍受中國直追美國。最好的戰略是不主張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讓現狀能擺多久就多久，以形成中國背上的芒刺，必要時，暗中鼓動台灣刺痛中國的神經。

美國利用阿扁“走自己的道路”，但又不要他走得太遠；阿扁反過來借助美國的保護傘，大放厥詞，以滿足民進黨的政治目的和鼓動台灣人民跟著他一起走。

台灣不少人民也許會對阿扁的言論有情緒上的認同，但也擔心會引起動亂，乃至經濟困境更難自拔，就現實和經濟而言，又會“投鼠忌器”。

為甚麼一個民族要成為美國擺動的政治棋子？阿扁的煽情在未充份考慮經濟反彈的衝擊下又能達到甚麼效果？台灣人民實有需要冷靜“審時度勢”。一時的情緒（公投支持台獨），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嗎？若不能，又何苦“惹火上身”？

(七) 解剖阿扁的心態

陳水扁終於說出這樣一段話：“美國是台灣最穩定的靠山，並讓台灣在國際有生存的空間。 ”這句話的含意是十分值得玩味的。如果你把它當成是孩子對老豆說的話，可以這麼演譯： “爸爸，你是我最穩定的靠山，感謝你給了我生存的空間，並帶領我長大。”

父親對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顯然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孩子日後“背叛”父親，做父親的也不需要後悔，因為養兒育女是父親的天職，但如果父親能養育和調教出聽話和孝順的孩子，則會更加告慰。

陳水扁不愧是在美國影響下，調教出來的“好孩子”。套用一句老話是“孺子可教”！”

由這件事，使我感慨萬千，因為海外的華人自從離開母體，飄洋到世界各地散居後，不少人便入鄉隨俗了。遠的不說，在馬來西亞，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尤其是在獨立前後（1957 年獨立），仍然有不少洋化的華人洋洋得意的話：“我的祖家在倫敦。”

為甚麼會這樣呢？其一他們根本不懂甚麼是方塊字，從小就接受“雞腸文字”，滿腦子的思想是“大英帝國的子民”，難免開口閉口說洋話，寫洋文。自然只看到倫敦而忘記自己是從那裡來。
其二，英國殖民化馬來西亞後，把英國教育帶入馬來西亞，一切官方的文件和場合，莫不以英文英語為準。接受洋人教育的，會顯得“ 高人一等”，至少能擠入“精英”之列，成為“紳士淑女”，不但找政府工十分容易，而且也能在商業社會成為“白領階級”。

於是很多的華人拚命地向英倫看齊，也大獻殷勤，因為他們相信“英國是他們最穩定的靠山，並讓他們在國際上有生存的空間”。久而久之，洋化的華人躊躇志滿，對英國崇拜得五體投地。於是一代傳一代的，把洋人的文化全盤搬入“生活的圈子”中，名字的洋化更是流行，甚至有時你問他們中文名叫甚麼，他們也說不上來，更甚的是連姓也不知道，隨便你怎麼叫都行，反正他已經忘記了本身的出身。

洋化的華人叫洋人為“老豆”，不知道能否被英國大人們聽進去或欣然接受並不重要（好像有一首歌的歌詞這樣唱：“只要我愛你，不管你愛我不愛”。

即便如此。當1941年日本蝗軍踐踏馬來亞時，那些“喊父喊母”的當地人突然間發現 “老豆”不見了。他們只管收兵而去，留下他的“愛你一萬年”的子民備交日本蝗軍的欺壓，生活在苦不堪言中。

這一段血淚的教訓，並沒有使到洋化的華人醒悟過來。他們仍然相信“老豆”遲早回來關照他們，短暫的痛苦算不了甚麼？再說日本人要對付的是共黨或親共份子，不會對洋化思想的人開刀。

這種天真的想法，害得華人在馬來亞受盡折磨。如果不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英軍還會再開入馬來亞“保護”當地人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而英軍的重新登陸馬來亞，主要目的不是“保護”當地人，而是要保護既得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條反共戰線來抵禦中國和蘇聯的共黨勢力席捲整個亞洲。

日本人的“殺共”和英國的“反共”是歷史的事實，任誰也不能否認。

基於同樣的現實，當蔣介石的國民黨於1949年撤遷台灣後，美國提供的支持也是為了 “反共大業”，不是他們對蔣介石鍾愛有加，更不是要保護華人的地位。如果美國不是為了反共，它不會扶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共對著幹，台灣就是美國反共的一個重要的基地。（同樣的，如果英國不是為了反共，防止中共勢力赤化整個東南亞，它不會拉攏當地洋化華人，組成反共陣線，俾進一步弱化馬共的勢力。儘管在抗日時期，英國曾利用馬共抗日，但兩者之間的“合作”都是經不起考驗的。果然不久之後，英國就利用當地的親英華人來打擊馬共。這種戰略叫做“以華制華”）。

美國在台灣的戰略也是利用蔣介石牽制毛澤東。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國民黨打共產黨，也可說是“以華制華”。

不論是李登輝或陳水扁，他們都是在日美控制下的台灣成長的一代（日本曾統治台灣50年，直到1945年投降為止）。國民黨在1949年將大本營移來台灣後，台灣成為美國的“保護國” ，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空間飄浮。

李登輝的“親日仇共”，是連他也承認的事實。當地在1988年掌控台灣政權後，不但借助美國的軍威，也靠向日本來煽起台灣人“永遠不忘仇視中共”，把中國大陸視為“不共戴天” 的政治敵人，藉此強化台灣人民脫離中國的意念。

陳水扁是在國民黨立足台灣後的“新生代”。他所受的教育既有強烈的“反共意識”，也有美國帶來的西方民主意識。當這兩者融合在一道時，就自然會對中國大陸的政體有所抗拒，也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感到壓惡。因為他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更適合台灣，而且通過對民主的鼓吹，可以使到台灣進一步脫離“中國大陸的威脅”。

陳水扁在2000年正式掌握台灣政權後，比任何時候都積極推行李登輝的“兩國論”和民進黨的“台獨論”。

他之所以在當政以來，拋出某些驚人言論，就是仗著背後有靠山，而這個靠山是美國。他相信只要打出“反共牌”，美國一定給予支持，即使因此說溜了口，把話說得過了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美國不放棄“保護”台灣，便不需要顧及中國大陸的感受。“一邊一國論 ”的出籠正是陳水扁台獨思想的露骨表態。他不是誤判對方，而是站在美國的背上向對岸喊話。在他看來，搞台獨又怎樣，難道大陸敢開戰？

這是阿扁長久孕育而成的政治思想，不是說錯話，也不是外人會錯意，而是故意挑起爭議，來牽動台灣人的心。

這一下子，美國是要拉攏中國“反恐”，抑或是拉攏台灣“反共”？確是給布什總統出了難題，但也不難看出美國的避重就輕戰略！

無論如何，阿扁如果忘了他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子民，狐假虎威借助外國撐腰（美國軍力）來耀
武揚威，最後也許會落個“千古罵名”！

畢竟今日的台灣在經濟上的重心已從美國轉向中國大陸。他是否也要把這個重點考量在內？與其強出頭，不如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須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