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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10.04

杜乾焕与食堂风波

我的好朋友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为了解决“食堂风波”,降尊纡贵地从“光大”办事处到唐宁街旧政府大厦的教育局“拜会”教育局长卡哇,以寻求解决学校(改制学校)的食堂承租权转由县教育局的争议问题。

这个事件起因教育部通令各政府学校的食堂,在租约期满后必须交县教育局处理,而不再是由“董事会”拥有的权力。经槟州董联会及一些董事会抗议后,成为华文报的“注目新闻”,咸认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一向以来的权力,不合情理。

身为掌管教育事务的行政议员杜乾焕为急切寻求解决之道,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向报界说,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一点又何妨!

好一个委曲一点又何妨。于是我的另外一位在私人学院当领导的朋友为杜博士打抱不平,他说:“假假地”杜博士也是一州的“州教育部长”,怎么要亲自登门造访“下属”?于人看来,好象不对劲。
我是同情杜博士的“处境”(或说困境)的,虽然名义上他是“州教育部长”,实则教育归中央管辖,教育部或教育局的官员不属州政府管,更不是杜博士的属下。他们可以出于礼貌或尊重登门向杜博士讲述有关问题,也可以推说很忙,改日再预约。

因为有这个结,杜乾焕后来跟我说了:“我在见教育局长前一天,确有打电话给他,但他人不在,也就留言。后来他是有回电给我,说是有要事出去了。”

「当时您没有预约他来见您?」我这么一问,杜乾焕就这么一答:「这件事在电话上是讲不清楚的,我也没有预约主要是考虑到此事不宜拖延,不少报馆的记者追我问答案呢!于是我决定翌日一早上门“拜会”教育局长,以期圆满解决。我是照足手续指明要见教育局长,他也及时地与我会面了。」
「讨论以后有没有结果?」我问。

他答:「没有,因为权力在中央教育部,他只能作出反映,后来副教育部长韩春锦也来到槟城,也是表示要回去后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其实,这是预料中事,因为当我们的华校或英校在六十年代同意改制,把权力移交政府后,就由教育部统管所有的政府学校,包括改制学校(或称国民型小学或称国民型中学也好),董事会的权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

在教育条例下,教育部在改制的学校设立了“学监会”。董事会可以派代表进入学监会,或以信理员身份或以赞助人身份,其它有官委代表,校友代表和家长代表。这就是说“董事会”已不能操控“学监会”。尽管主席可由董事长出任,财政也可由董事会的人担任,但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他或她是教部的“法人代表”,而所有的老师都成了公务员,不用问老板是教育部而不是董事会。

如果董事会不把钱拨入“学监会”。学监会就靠政府经济援助。若无经费,学监会就依然存在,它的重要性是教育部认可的,至于所谓的“大董事会”,虽然也照旧存在,管理校政是无权的了。出钱出力重建、修建、扩建校舍与设备则是无任欢迎。理由是:你要保有校产,那就由你董事会保个够。

董事会也不争权夺利,只要学生正常学习,健康成长,也就心安理得了。出钱为学子,多出又何妨呢?

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家校协会,也是教育条例下设立的,校长是当然顾问,在家长与老师打成一片下,这个组织可比学监会更活跃呢!况且家长也会出钱出力搞好家教协会,为的是孩子的福利。

这样一来,“大董事会”, “学监会”及“家教协会”成为改制学校的一大特色。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校长,他代表了教育部“平衡”政府与华社的关系。他的权力也就相对大了。

如果说,学校食堂招标一向以来由董事会负责,实际上也是校长在打理,教育部不动,便相安无事。现在这么一动又似乎是要剥夺董事会的权力,引起无限涟漪。

若是教育部稍为调整:与其交县教育局签署租约,不如授权校长(他已拥有教育部的“法人代表”身份)处理。而校长懂得权衡轻重,也问问董事会的意见,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所幸副教长韩春锦宣布将此通令暂时搁置,风波也就告一段落了)。

不要怪校长在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是教育部的雇员,也是教育部的代表,当董事会把大权交付教育部后,我们又指望保留什么权力?关键在于校长如何达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大家都有体面。这项不关教育大事的食堂风波是可以就此不了了之。

无论如何,还是要表扬杜乾焕对教育的古道热肠,在第一时间走上走下,即使在外人看来有点“不是味道”。他的精神与 “弯腰一点”也是要给予鼓掌的。

但鼓掌之余,我突然间想到他不是巫统的行政议员;我又突然想到“马来西亚宪法”中,州行政议员所能做的是那么有局限的权力。

不知道是有幸或不幸,让我们从这件事中细细玩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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