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周刊》的胡主编希望我能写些未为人所知的“有趣往事”。我就断断续续回忆我办报的一段“轶闻”。其中一宗是当时的“小报大王”周宝振约我“谈判”的事。
大概是1988年吧，我接到周宝振的一通电话，要与我商议报纸价格调整和统一的问题。我与他原先未打过招呼，但我知道他是办报的奇才，而且成为报坛佳话。
就我所知，这位周氏家族的第二代报人，确实比他的父亲周瑞标更为出色，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他也不为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周瑞标把“马来亚通报”办得有声有色，从小报（三日刊）变成大报（日报）。最后以高价卖给马华公会的臂膀企业。
他的下一代包括周宝振等人，在70-80年代也开创另一个报业天地，三日刊的《生活报》竟然在报坛争得一席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这份后来改名为《新生活报》的三日刊在80年代中期窜红起来，据知其中一个系列“骆文秀外传”把《新生活报》的名字打得特别响亮，连我也不例外地追买来看。据作者蔡诗河在后来出版“骆文秀外传”（1995年）前言中这样说：「1985年8月中的一天，张弓来新山找我，问我可以不可以写骆文秀，那个时候《新生活报》正推出;《大王系列文章》，有「鸡王吕正义外传」及「九头鸟李三春外传」，由于是大制作，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也在酝酿“出走”大报（日报），转向小报的筹划，因为我看到《新生活报》的路线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与友人合股）办的也是三日刊的《联合报》，企图从中杀出重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在1986年推出这份三日刊，几乎是和《新生活报》打对台。
我们当然也推出系列大块头文章，其中一个系列是写林梧桐的云顶之路，结果我撞到石头，被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此事按下不提）。接着我们又把方向一转，同事们要我绞尽脑汁推出《林苍祐评传》，因为大家都认为林苍祐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很有卖點，尤其是他的政治起落传奇，也未曾系统整理出来，若以此作为《号召》，肯定有助提升报份。
后來在大家的努力下，《联合报》几经挣扎，竟也从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成为《新生活报》的“劲敌”。
到了1988年时《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超过5万份，印刷高达5万5千份。那时的《联合周刊》也每期突破2万份。由于尝到了甜头，我们的董事会“野心膨胀”起来，竟然大胆到要「复刊」已经停刊的《星槟日报》。于是乎《联合报》一下子成为一个「报业集团」。表面上看起来，进展是神速的，好象在制造一个神话，但个中内情，却不足为外人所知（以后的故事也按下不谈了）。
正因为我们的办报方针和路线与《生活报》集团有些相像，又处于《烽头火势》的阶段，也引起周宝振的注意，自然把我们列为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
就我所知，《生活报》集团在周宝振的运筹帷幄下，更是一日千里，不但《新生活报》的报份超过10万大关，而且属下的几份周刊也十分热卖，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报业集团。
不仅于此，他也正成功的收购《中国报》，准备从“小报大王”攀上“报业巨子”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约我“谈判”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其一论财力我们远不如他的集团，其二说销量也无法相提并论。结果他在电话上说了：「为求公平，双方就约在怡保会面」。他从吉隆坡北上，我们从槟城南下，选择在一家酒店商议。」我一口气答应了，因为我们办报终于得到对手的“重视”。自从怡保分手之后，我依然记得为么会有这次的谈判，个中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大概是1988年吧，我接到周宝振的一通电话，要与我商议报纸价格调整和统一的问题。我与他原先未打过招呼，但我知道他是办报的奇才，而且成为报坛佳话。
就我所知，这位周氏家族的第二代报人，确实比他的父亲周瑞标更为出色，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他也不为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周瑞标把“马来亚通报”办得有声有色，从小报（三日刊）变成大报（日报）。最后以高价卖给马华公会的臂膀企业。
他的下一代包括周宝振等人，在70-80年代也开创另一个报业天地，三日刊的《生活报》竟然在报坛争得一席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这份后来改名为《新生活报》的三日刊在80年代中期窜红起来，据知其中一个系列“骆文秀外传”把《新生活报》的名字打得特别响亮，连我也不例外地追买来看。据作者蔡诗河在后来出版“骆文秀外传”（1995年）前言中这样说：「1985年8月中的一天，张弓来新山找我，问我可以不可以写骆文秀，那个时候《新生活报》正推出;《大王系列文章》，有「鸡王吕正义外传」及「九头鸟李三春外传」，由于是大制作，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也在酝酿“出走”大报（日报），转向小报的筹划，因为我看到《新生活报》的路线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与友人合股）办的也是三日刊的《联合报》，企图从中杀出重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在1986年推出这份三日刊，几乎是和《新生活报》打对台。
我们当然也推出系列大块头文章，其中一个系列是写林梧桐的云顶之路，结果我撞到石头，被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此事按下不提）。接着我们又把方向一转，同事们要我绞尽脑汁推出《林苍祐评传》，因为大家都认为林苍祐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很有卖點，尤其是他的政治起落传奇，也未曾系统整理出来，若以此作为《号召》，肯定有助提升报份。
后來在大家的努力下，《联合报》几经挣扎，竟也从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成为《新生活报》的“劲敌”。
到了1988年时《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超过5万份，印刷高达5万5千份。那时的《联合周刊》也每期突破2万份。由于尝到了甜头，我们的董事会“野心膨胀”起来，竟然大胆到要「复刊」已经停刊的《星槟日报》。于是乎《联合报》一下子成为一个「报业集团」。表面上看起来，进展是神速的，好象在制造一个神话，但个中内情，却不足为外人所知（以后的故事也按下不谈了）。
正因为我们的办报方针和路线与《生活报》集团有些相像，又处于《烽头火势》的阶段，也引起周宝振的注意，自然把我们列为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
就我所知，《生活报》集团在周宝振的运筹帷幄下，更是一日千里，不但《新生活报》的报份超过10万大关，而且属下的几份周刊也十分热卖，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报业集团。
不仅于此，他也正成功的收购《中国报》，准备从“小报大王”攀上“报业巨子”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约我“谈判”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其一论财力我们远不如他的集团，其二说销量也无法相提并论。结果他在电话上说了：「为求公平，双方就约在怡保会面」。他从吉隆坡北上，我们从槟城南下，选择在一家酒店商议。」我一口气答应了，因为我们办报终于得到对手的“重视”。自从怡保分手之后，我依然记得为么会有这次的谈判，个中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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