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碰上了“513”历史悲剧

现在我说回第一件大事，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对槟州人民而言，这是极其和平的移交政权，根本没有紧张的气氛。民政下上虽然士气大振，也没有刻意展示力量。毕竟已经执政了，一切都回复正常。

可是在槟州以外的局势就显得不平静，尤其是雪州和霹州，正在为组州政府的事进行角力。反对党要联成一气起而代之，可惜内部不协调，尤其是民政党不认同这样做，行动党甚为失望（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后来与民政党起冲突的一个导因）。

就在槟州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展望新的未来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在5月13日惊闻吉隆坡发生暴乱，而且情势日趋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戒严。东姑阿都拉曼在电视台宣布此重大骤变，第二天国会中止。

东姑认为这场种族暴乱是“共产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但内政部长伊斯迈在调查后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与政府一样感到震惊”。他并进一步宣称“民主已经死亡”。

我们报社在5月13接到骚乱和死伤人的事件，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下意识中麻烦已在全国蔓延，果然槟城也不可幸免地成为戒严地区。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刻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们看到大街上增加不少军警人员，街上行人和车辆已渐渐减少，我们被告知戒严是在全国进行，只允许早上一段时间开放。

于是凭着记者的职责，我们到警局采访新闻，但同时被警告不要随意到处采访新闻，否则有意外发生，咎由自取。我们也被告知某“敏感”地区已被控制起来。这就是说，记者的自由已受限制，我们只好跟随巡逻的警车进行采访。

不用说，那个晚上已是戒严，全市晋入“死城”。我是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报社又没有地方供这么多人挨夜，又碰上当天我生病发烧，只好借同事林文立在牛干冬的住家暂住（算是离报社较近的地方）。
在半夜时分，我偷偷打开窗口往外边一望，但见军警走来走去，一见有“风吹草动”，便发出警告声，连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窥望，也被发现，并被警告闭窗睡觉，不要探头探脑。
第二天我卧床不起，感谢林文立的帮忙，帮我买药治病。可是我老是不能安下心来养病，一心想回到报社工作。隔天我勉强抱病上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一个热闹与繁华的城市，怎么变得“死气沉沉”，人心惶惶而浮动？
我心在想槟城并没有暴动，何需大仗阵？由这件事不由得我想起1967年时槟城曾面临一场劳工党发动的罢市，最后不幸演成种族间的小冲突，也是因之导致戒严。

已有了“经验”的槟城人，对戒严令并不陌生，但说什么也不自在，包括我们记者顿然感到寸步难行，即使在大白天解禁时分进行采访，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只是从电視，电台和报社電訊了解全国动态，并不可能完全掌控整个局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得到警方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过有证在身，依然是不能通行无阻，到了戒严时分，也得回报社或回家。

在此时此刻，每个人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我们的报社也为林苍佑松一口气。我们都说，幸好他在11日就宣誓就职，如果迟两天，是否能顺利接棒，就是个未知数。

说到这，林苍佑得感谢王保尼“知恩图报”。当王保尼在9日知道大势已去后，便在10日拨电向林苍佑表示祝贺，并告知后者在１１日到元首府移交职权。

王保尼之所以输得口服心服，那是因为林苍佑是他的恩师。没有林苍佑，就没有王保尼风光12年。如今政治师父卷土重来，他是心甘情愿让林苍佑顺利登台。

林苍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任不过两天，竟会发生如斯严重的暴乱。他除了不断通过报社吁请槟州人民冷静与守纪外，也本身马不停蹄到“敏感”地区走动。在任何的大小场合，他總不忘告诉人民局势已渐恢复常态，政府正全面控制时局，很快会解严了。

老实说，槟城是不需要戒严的。根据我们的采访和对局面的评估，人民平静与心平气和，并无不满之处，也不认为有需要什么抗议，更遑论要示威游行。当然这只是槟城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知道其它州的实况。

事后政府宣布的死伤数目如下：196人死亡（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它人士15名），180人受枪伤，259人受其它武器致伤，9143人被逮捕，5561被控于法庭，6000人无家可归，211车辆被毁及753间建筑物被捣毁或失火。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的大悲剧。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对此印象模糊，甚至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但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它永远是“国殇”的标记。

因为“513”事件，东姑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敦拉萨手中。

因为“513”事件，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启开经济“革命”的年代。

因为“513”事件，华人的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弱。整个政济格局起了十分微妙和重大的变化。郭拉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他推出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哲学。

因为“513”事件，我们记者在新闻报导上更为谨慎和自律。有许多问题已不能再论述。“新闻自由”慢慢变成“新闻自律”。我们在那个时代有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