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