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星艺术团掀起巨浪

1971年我转到《星槟日报》编辑部后，眼见马华公会借助国会民主重开（2月2日）的新形势下，采取两个策略，其一是大开门户，广招党员；其二是在2月7日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响应不绝，蔚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场面。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相信华人有很多是支持左派政党的，而要把这股巨大的力量整合起来，唯有依靠左的策略才能收效。果然在一些人的游说下，陈修信同意一批“有志之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进行穿针引线邀请香港左派的“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作盛大与公开的演出，以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

刚巧在当年的一月份，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万千居民（各民族）受到影响，陈修信以此为由，协助申请者请政府特别批准这样的“别开生面”的演出（1971年3月份）。

老实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年代，这种具有左的思想意识的演出如果不是陈修信为了推动政治议程，是绝不可能被允许在本地上演，因它完全不符合马华的一贯政策和路线，但为了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陈修信也打出一张“左牌”。这一下子，真的轰动起来。不但新闻界大事报导，而且华人群众也激情兴奋。正好配合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掀起。

我虽然已在《星槟日报》服务，但与《星洲日报》采访部的同事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辞劳苦地赶到吉隆坡居住一些日子，目的是采访和报导这类的活动。

“银星艺术团”中有一些是我们在银幕上熟悉的脸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影星傅奇与石慧这对银色夫妻。他们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至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人物。

可是中国在罗湖关卡不接受这样的安排，香港政府不得已将他们收回来，但又不能扣留他们，因为没有法令可以因为思想不同或思想认同中国得以逮捕，只好息事宁人。

这条新闻引起国际轰动，包括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登在封面版，我倒是记忆犹新。没想到事隔数年，他们俩人可以堂堂正正以香港艺人的身份来到马来西亚，自然引起许多华人要一睹他们的风采，并把他们当成偶像来看待。

除了他们俩人外，比较有知名度的演员计有：王葆真，王小燕，鲍起静，张铮，方平，翁午，江汉，草田，冯琳等等。男演员共有22人，女演员20人，可谓阵容浩大。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文革”的影子。

其一，他们演出的节目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例如“征服大自然”的表演介绍用诗歌来表达，其中一段：“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又一出舞蹈剧“洗衣歌“，开头这样唱：”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更突出了“文革”的鲜明形象：“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我是个石油工人”这首歌充满左的思想：“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其它如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以及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都是歌颂中国那个年代的社会。

其二，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这批演员全部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完全一幅工人模样，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演员。汗流浃背，脸身脏气自不在话下，但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看到他们放下演员的架子，与工人兄弟“同甘共苦”。我对他们这种既是工人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感到“震惊”，又似乎感觉到从他们身上流露出“劳动是伟大的”，“工人兄弟一家亲”的精神。

其三，他们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情，展现无遗。我跟随他们采访时，竟是“万头攒动”，数以千计的人潮涌向他们所到之处，争着看明星与群众打成一片。旁边是大批警员以防意外，他们也混在人潮当中维持秩序。

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衣着朴素，也不刻意打扮化妆，如同工人兄弟姐妹，又显现有纪律和服从安排。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表演工作者，是演员，不是“明星”。用以区别“明星”与“演员”是不同的。似乎前者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后者则是劳动阶级的称号。
从他们的言行和演出看来，他们虽然不用“无产阶级”的字眼，但让人感到他们带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正好吻合“文革”时的中国的那一套艺术观。

为什么陈修信会引进“文革”的表演团？我仍然没有搞清楚，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左派的文化艺术的典型。不过，我推想他的“急功近利”是想通过“左的文化”来使到华人不再分左右派，大家团结在马华的旗下。这种良苦用心，倒也反过来刺激左派文化再次抬头。确实是陈修信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在“银星艺术团”播下种子后，陈修信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要求华人大团结却反被华团倒过来要从马华中“独立出来”（自我注册）。这当然是陈修信所不允许的，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513”事件后趋向寂静的文化表演活动，因为银星艺术团的鼓舞，又告活跃起来。马大华文学会在同年6月成立了戏剧研究会，并在9月份举行了第一次的演出。接着在1972年演出了“春自人间来”的大型活动。自此而后，表演艺术大为兴盛，到了1974年又有“春雷大汇演”，此时已是结合校外多个文化团体参与其中。

这一连串和一系列在全马各地的巡回与蓬勃的文化表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银星艺术团”给了灵感。因为它们看到银星的轰动与连场爆满的演出，显示了这类活动有众多的观众和支持者。

不过，政府并不这样地看待“文化表演的本地化”，它在1974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就认定它们的活动是受到“银星艺术团”的影响，利用文化平台鼓吹“阶级斗争”。马大华文学会因此受到对付，有关活动被禁止。

类似的文化表演活动在以后的多年中，已告中止。陈修信的华人团结运动所采取的策略竟衍生这么多的问题，最终让他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也因此扳倒陈修信（1974年4月8日辞职），结束他的13年对马华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