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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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8.3.05

银星艺术团掀起巨浪

1971年我转到《星槟日报》编辑部后,眼见马华公会借助国会民主重开(2月2日)的新形势下,采取两个策略,其一是大开门户,广招党员;其二是在2月7日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响应不绝,蔚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场面。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相信华人有很多是支持左派政党的,而要把这股巨大的力量整合起来,唯有依靠左的策略才能收效。果然在一些人的游说下,陈修信同意一批“有志之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进行穿针引线邀请香港左派的“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作盛大与公开的演出,以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


刚巧在当年的一月份,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万千居民(各民族)受到影响,陈修信以此为由,协助申请者请政府特别批准这样的“别开生面”的演出(1971年3月份)。


老实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年代,这种具有左的思想意识的演出如果不是陈修信为了推动政治议程,是绝不可能被允许在本地上演,因它完全不符合马华的一贯政策和路线,但为了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陈修信也打出一张“左牌”。这一下子,真的轰动起来。不但新闻界大事报导,而且华人群众也激情兴奋。正好配合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掀起。


我虽然已在《星槟日报》服务,但与《星洲日报》采访部的同事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辞劳苦地赶到吉隆坡居住一些日子,目的是采访和报导这类的活动。


“银星艺术团”中有一些是我们在银幕上熟悉的脸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影星傅奇与石慧这对银色夫妻。他们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至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人物。


可是中国在罗湖关卡不接受这样的安排,香港政府不得已将他们收回来,但又不能扣留他们,因为没有法令可以因为思想不同或思想认同中国得以逮捕,只好息事宁人。


这条新闻引起国际轰动,包括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登在封面版,我倒是记忆犹新。没想到事隔数年,他们俩人可以堂堂正正以香港艺人的身份来到马来西亚,自然引起许多华人要一睹他们的风采,并把他们当成偶像来看待。


除了他们俩人外,比较有知名度的演员计有:王葆真,王小燕,鲍起静,张铮,方平,翁午,江汉,草田,冯琳等等。男演员共有22人,女演员20人,可谓阵容浩大。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文革”的影子。


其一,他们演出的节目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例如“征服大自然”的表演介绍用诗歌来表达,其中一段:“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又一出舞蹈剧“洗衣歌“,开头这样唱:”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更突出了“文革”的鲜明形象:“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我是个石油工人”这首歌充满左的思想:“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其它如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以及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都是歌颂中国那个年代的社会。


其二,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这批演员全部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完全一幅工人模样,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演员。汗流浃背,脸身脏气自不在话下,但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看到他们放下演员的架子,与工人兄弟“同甘共苦”。我对他们这种既是工人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感到“震惊”,又似乎感觉到从他们身上流露出“劳动是伟大的”,“工人兄弟一家亲”的精神。


其三,他们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情,展现无遗。我跟随他们采访时,竟是“万头攒动”,数以千计的人潮涌向他们所到之处,争着看明星与群众打成一片。旁边是大批警员以防意外,他们也混在人潮当中维持秩序。


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衣着朴素,也不刻意打扮化妆,如同工人兄弟姐妹,又显现有纪律和服从安排。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表演工作者,是演员,不是“明星”。用以区别“明星”与“演员”是不同的。似乎前者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后者则是劳动阶级的称号。
从他们的言行和演出看来,他们虽然不用“无产阶级”的字眼,但让人感到他们带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正好吻合“文革”时的中国的那一套艺术观。


为什么陈修信会引进“文革”的表演团?我仍然没有搞清楚,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左派的文化艺术的典型。不过,我推想他的“急功近利”是想通过“左的文化”来使到华人不再分左右派,大家团结在马华的旗下。这种良苦用心,倒也反过来刺激左派文化再次抬头。确实是陈修信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在“银星艺术团”播下种子后,陈修信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要求华人大团结却反被华团倒过来要从马华中“独立出来”(自我注册)。这当然是陈修信所不允许的,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513”事件后趋向寂静的文化表演活动,因为银星艺术团的鼓舞,又告活跃起来。马大华文学会在同年6月成立了戏剧研究会,并在9月份举行了第一次的演出。接着在1972年演出了“春自人间来”的大型活动。自此而后,表演艺术大为兴盛,到了1974年又有“春雷大汇演”,此时已是结合校外多个文化团体参与其中。


这一连串和一系列在全马各地的巡回与蓬勃的文化表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银星艺术团”给了灵感。因为它们看到银星的轰动与连场爆满的演出,显示了这类活动有众多的观众和支持者。


不过,政府并不这样地看待“文化表演的本地化”,它在1974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就认定它们的活动是受到“银星艺术团”的影响,利用文化平台鼓吹“阶级斗争”。马大华文学会因此受到对付,有关活动被禁止。


类似的文化表演活动在以后的多年中,已告中止。陈修信的华人团结运动所采取的策略竟衍生这么多的问题,最终让他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也因此扳倒陈修信(1974年4月8日辞职),结束他的13年对马华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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