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