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與黨史定位

政治人物在黨史的定位雖然是具有爭議性的，但黨史往往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撰寫的，因此不是勝利的一方很難期望在黨史中得到正面的評價。正如中國文史學家陳思和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誌，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對黨史而言，更是如此。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