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分家」是危险论调

前一阵子，马华党选时，有人提出「党政分家论」，即他们参选党高职，不是为了官职。换言之，党职和官职可以分家，不需要同一个人担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不必一个人 包揽两职在身，其实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搞不好会危及党的功能和存在的作用。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