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与四人帮

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是谁？因为当他们懂事时，姚文元已不再呼风唤雨，而是被隔绝在监牢内。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中国人（大部份）对他恨之入骨？而他一介书生又凭什么本事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最终落个千古罪名？直到他在2005年12月23日逝世，人们才想起这个人。

原来他是中国人“咬牙切齿”的四人帮之一。所谓四人帮系指江青（1991年逝世）、张春桥（2005年逝世）、王洪文（1992年逝世）及姚文元（2005）。随着后者的离世，“四人帮”也就全部走进历史。30年来，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机会，因为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血债。而今天的中国已是另外一个面貌，早已把“四人帮”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提起“四人帮”，自然令人想起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一枝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枝笔可以横扫中华大地，叫山河变色，人性泯灭。而姚文元就是其中一人。

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姚文元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首）的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留下污名。而姚文元是在1948年解放前加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写文章。所谓摇笔杆子起家的，姚文元是“典型的一位”，而且显露了“最是投机读书人”的本色。

例如，在1955年未整胡风前，姚文元对胡风是敬佩有加的。当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风（与鲁迅关系友好，解放前在国统区搞文学活动，解放后写一首诗大赞毛泽东，但因文艺理论不符毛泽东思想，被严加批判且投入监狱，罪名是“搞地下反革命集团”。他留下著名的卅万言书。）时，他笔锋一转，也大批恩师。又如在60年代初期，当邓拓（前人民日报社长）写《燕山夜话》专栏并出版成书时，姚文元至为羡慕，大赞为“北国之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邓拓那样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当文化大革命掀起后，毛泽东下令批判邓拓、吴唅及廖沫沙的《三家村》专栏为“黑店”时，姚文元就一马当先狠批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当起“文化屠手”，在1956年底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作者吴唅评为资产阶级的文人，而且含沙影射地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吴唅也是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彭德怀原为红军统帅之一，解放后出任国防部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扳倒，从此投闲置散，要求复出工作不果。

姚文元一文出街后，经毛泽东拍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吴唅与拓及廖沫沙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前两人死于文革期间，后一人则投入监狱侥幸在文革后获平反。

虽然他们的不幸非姚文元直接下手，但却是因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随此之后，文革的“斗批改”也整死整倒无数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第四号人物陶铸、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长彭真等等。“红卫兵”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万马齐暗的局面，夺权恶风席卷全中国。

姚文元就是借助“文革”而窜起，更因此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把整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怨声载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如果姚文元不搞政治，专注文学，他的文笔是流畅的，文采是出众的。单就他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来说，倒是一篇出色旳评论文章，读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反过来，如果他的文章离开政治批判，也就一无可取了，因此他命中注定是吃政治饭的，而且把政治倾入文章中，成为伺机而出的一支笔。

例如他在1959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竟然“天才”地把鲁迅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给鲁迅涂上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他是随毛泽东之后给鲁迅戴上共产党帽子的第二人，可见他懂得抓住领袖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难怪会被毛泽东相中，提拔成文革的当红“炸子鸡”，主要是他那支会整人会杀人的笔锋十分锐利。

这种看风驶舵的心态也注定在站错边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悲剧的下场。当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将“四人锋”一网成擒时，已是姚文元的末日到了。“文革”也划上句号（1981年被判刑20年，1996年出获，软禁在江苏昆山，直到逝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