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庄汉良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60年代起,他在商界崛起,而在70年代领尽风骚。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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