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