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1965年──布哈鲁丁医生（Dr. Burhanuddin Al-Helmy）（1911-1969）

布哈鲁丁在这一年上榜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企图开展一项举世轰动的大计媒──在海外设立流亡政府，结果被揭发而下狱。这一行动改写马来人的政治历史，也叫华社大跌眼镜。

于1911年出生于霹雳州内的一个名叫“哥打峇鲁甘榜”的布哈鲁丁，在槟城受完中学教育后，在1928年负笈印度的阿立卡（Aligrah）大学成为顺势疗法的医生，后再钻研哲学。

由1928到1937年间，他在海外孕育了抗英思想，曾到巴勒斯坦参与反抗犹太人的运动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数个月之久。1937年他返国，第一项活动即办杂志，再被英殖民政府扣捕。不久释放之后，他介入了激进的“马来青年会”组织，但没有被捕（布斯达曼则被捕）。

除参政之外，他也是宗教教师、新闻从业员及医生。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布哈鲁丁表面上是日军的马来风俗及文化局顾问，暗地里则从事宗教政治活动，思想倾向于苏卡诺。1945年8月12日（3日后日本投降），他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达成一项流产协议，这份协议同意马来亚的独立是在大印度尼西亚国的范畴内。

接着，英军重临马来亚，眼见独立无法按其心意实现，便在1945年杪成立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6年初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被视为左翼政党。

1950年这个党被查封，布哈鲁丁又成为阶下囚。一年后出狱，但被限制三年内不得参政。1955手他参与布斯达曼组成的人民党。翌年应回教党之召，他成为回教党的主席。

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苏卡诺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的路线。虽然未突显社会主义，但不排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合作。

自此而后，回教党也参与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而且在59年的大选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执此权（但后者不久又被联盟巫统取代）。虽然他因技术问题未参加1964年的大选，但回教党依然牢控吉兰丹州。

由于他的早期活动的关系，他与布斯达曼仍有密切联系，也与劳工党主席依萨关系良好，他们都曾是马来国民党的领导人。因此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就与左派政党反对东姑的计划。这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的立场，在苏卡诺的影响下，一股反马来西亚思潮在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兴起。虽然回教未直接参与五邦社会主义大会（1962年），但获得布哈鲁丁的支持是无庸置疑的。

这里有必要引出一段与此相关的发展﹕原本于1948年已加入巫统的阿都亚兹（Abdul Aziz）（其兄长是后来成为新加坡共和国首任总统的尤索夫）。在1951年随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但他参加196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败后，又重新加入巫统。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被东姑委以重任，出任农业部长。1958年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势力开始膨胀。

1959年大选又再胜出，担任农业暨合作社部长。他大力推动马来人合作社运动，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政府机制，导致他与东姑交恶。1962年的巫统党选，他告失手，又于1963年被迫辞农长职，继之被开除党籍。

不甘于失败的阿都亚兹，在1963年7月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党”，加入左派的社阵，形成三党联合的左翼阵线，参加1964年的大选。由此显见阿都亚兹的倾印度尼西亚思想提供了他与布哈鲁丁合作的基础。

除了社阵高举反大马大旗外，布哈鲁丁领导的回教党，也在1963年向联邦法院入禀吉兰丹不加入马来亚，结果败诉。

不幸的是1964年的大选是左翼恶梦的开始。在选举惨败下，显示人民不支持苏卡诺的反大马运动，也对左翼政党的亲印度尼西亚有所顾忌。更严重的是，也影响了左翼的团体而走向分裂的歧路。

虽然如此，印度尼西亚并不气馁，而是暗中密谋马来左翼领导“搞政变”。政府的报告揭露在大选过后，印度尼西亚方面安排阿都亚兹（国会议会党主席）及哈斯诺（布斯达曼被捕后出任社阵主席）在1964年10月前往开罗参加不结盟会议，但不获准，乃会见印度尼西亚一位将领（曾任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领事），密商谋叛，并促他们不要回国，但不被两人所接受。

接着印度尼西亚又有一个革命团体受指示与阿都亚兹等人联系。在1965年正月，他们初步同意在同年的6月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国家大会，然后在那里宣布成立“马来西亚流亡政府”，指挥武装叛变。被指参与其事者有阿都亚兹（国民议会党主席、前农长）、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拉惹武韩聂尼（回教党副主席）、哈斯诺（社阵主席）、达朱丁（人民党总秘书）及拿督甘巴拉柔（国会议会党秘书长）。

政府情报宣称早已获悉此事，因此在1965年正月采取逮捕行动。当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哗然，而社阵内的华人领袖一概不知情。这意味着这一密谋是以马来人的左派为核心。事后只知“流亡政府内阁中仅有一华人部长，就是社阵总秘书林建寿，但未有官方说法。

从被捕者的口供中，我们得悉所谓“流亡政府”若不能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就设在巴基斯坦。而非常明显的，大本营就在印度尼西亚，因为马印两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

“流产政变”的事机败露和同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政变与反政变事件都被连串起来。苏卡诺在先发制人中又告失手，转成失败者，亲美国的右翼军人苏哈多夺权成功，结束了马印对抗，也“迫使”马来西亚左翼“反大马的计划”被半途煞车。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如本地左派走“文革”路线，但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表。

1966年布哈鲁丁获释，仍然担任回教党主席，惟已无多大作为。新的一代如阿斯里已开始把回教党转向，不再唯印度尼西亚马首是瞻了。

1969年10月，布哈鲁丁走完他的一生，他的传奇性的人生也划上句号。

从他的成长和斗争历程，我们看到马来民族政治思想的转变，也成为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过去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没有过多的抗拒；今天回教党却成为华社的一道难以越逾的鸿沟。这是布哈鲁丁始料未及的，他的离世，标志着回教党已把宗教斗争作为手段变成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