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1971年──拿督翁（Onn Bin Jaafar, Datuk）（1895-1962）

拿督翁是独立前的风云人物，在独立之后他所扮演的角色已是较为模糊，因为东姑阿都拉曼已把他的光芒压下，而且在东姑当红时期，拿督翁已相对的转弱。不过在1971年，拿督翁又起死回生。这一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把拿督翁的遗像安回巫统，以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这一小动作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拿督翁，不会有今天的巫统，因此纪念和缅怀创党人显示党重视“根”的重要性。拿督翁也就顺理成章在1971年名列榜首。

拿督翁1895年出生于新山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及两位兄长曾是柔佛州务大臣。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后在苏丹（被收为义子）的支持下，前往英国接受中学教育，孕育了他的亲西方思想。

16岁返国后，曾担任公务员一个时期，后因与苏丹关系失和，自我流放新加坡。1930年他成为马来报《Warta Negara》的总编辑，开始其记者生涯。1936年他与苏丹关系和解，被委为顾问，并担任柔州立法议员。日治时期（1942-45），他除了担任苏丹顾问外，也担任粮食统制官。

1945年战后拿督翁开始崭露头角。因不满英国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苏丹的地位，起而号召马来人反对。

他当时的身份是柔佛州马来半岛马来人运动主席，在1946年竟成功地号召所有的马来人（不分左右派）于3月1日至4日在吉隆坡苏莱曼俱乐部开大会，全体一致授权他组成一个政党来捍卫马来人的利益。在同年的5月11日，巫统宣告成立，继后《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英国与巫统协商下，于1948年正式被推出和确定，且在2月1日正效。

这是因为英国有了这张王牌后，得以一脚踢开由“马新联合行动委员会”（左右派合作）于1947年提出的《人民宪章》（用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这个委员会以陈祯禄为首。抑有进者，英国也在6月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于是一场游击战又开始了。

因为拿督翁的出现，整个政局完全变了样。他对马来人的丰功伟绩，以此作为开端。不过思想亲英且比较开放的拿督翁在1949年时建议巫统开放门户，改名为“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不再局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便成为马来亚各民族的领袖。可惜其建议不获通过。一怒之下，拿督翁萌起退党之意，在苦口劝告下，他又回心转意。到了1951年，拿督翁再也不能忍受其建议决而不行，决意退党另起炉灶，于是有了“马来亚独立党”，又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他以整个政治生命赌注1955的普选，结果功败垂成，全军覆没。东姑领导的联盟（巫统主导）大获全胜。

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卷土重来，但气势大不如前，除了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外，其它同伴都在国会选举跌马。意气风发的东姑视他为可敬畏的政治对手。在东姑领尽风骚的年代，拿督翁斯人独憔悴。在1962年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页。巫统党内上下也不再提及拿督翁，而是以东姑马首是瞻。当东姑在1970年下台后，继任的敦拉萨就巧妙地为拿督翁竖碑立传，把他的遗像放回巫统大厦内，因为他知道拿督翁是巫统的灵魂，巫统不能失掉灵魂。还有一个因素是敦拉萨已召回胡先翁（拿督翁长公子）入阁，有必要还其父亲一个公道。就这样，巫统又怀念拿督翁的领导马来人团结的伟大贡献。直到今天，每当巫统党庆时，领导人都不会忘记感恩戴德，而过去他与巫统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虽然拿督翁没有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但他的精神感召了人民，朝向争取独立的大道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