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定于6月28日宣布不再寻求蝉联马华总会长。这意味着在今年10月过后,黄家定的政治旅程将划上句号。因此为黄家定的5年主政期作出初步“总结”,或者对未来的马华具有启示与警戒作用。我们分开两个层面来剖释黄家定,一个是他所做到的,另一个是他不能做到的。
先谈他已经做到的改变:
1. 虽然他把林良实视为政治导师,感谢林良实在1986年委他担任交通部长新闻秘书后,学到了很多,也因此平步青云在2003年被“推举”成为接班人,但在此之后,他努力摆脱林良实的影子,力图在新人新政下塑造一个新马华。因而他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前所未有地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从政之道,以展示黄家定是一个全新的领导人,不是“萧规曹随”者,而是一个勇于“破旧立新”者。
2. 在这方面,黄家定在2005年打破了前任者的记录,在马华历任总会长的肖像中挂起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照片,卸下历史包袱。虽然是小事一桩,但显示了黄家定对历史的尊重和敢于打破传统。如果说在林良实时代还存有讳忌的话,那么,在黄家定时代就不再“投鼠忌器”了。
3. 黄家定在2003年的党大会上,破天荒地提出马华总会长、马青总团长及妇女组主席任期限定9年而获得通过;更在2005年的理事会中通过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的年限(10年及三届),为马华的民主政治树立新风。他做到了其它人可能想都不敢想的创举。
另一方面,他在任期内不能做到的,包括下列几点:
1. 面对巫统日益一党独大的心态,他有忧心却未能阻止,只能见隙插针,作局部的改善,以安抚华社之心。例如局部争取对华校的兴建与拨款;做到一些新村地契的延长;同时奖学金的分发,在力争下也小有成绩。不过对于大课题,如公务员比例的失调;土著股权的争议;宗教自由的诠释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及霸权政治的扩张显得力不从心,力所不逮。最明显的例子是华裔部长对宗教备忘录提呈后又收回;还有黄家定身为政府内阁第三号人物,也得带领华团领袖向首相呈备忘录提出诉求,而不是站在首相旁边接收备忘录,然后在内阁中进行研究。从接收的地位变成诉求的地位,看到华社眼里,痛在心里,难过之情油然而生,间接上也影响马华在政府中的权威代表性。
2. 黄家定在2005年推出的《马华九大政纲》,是属于政治次文化,不是政治主体。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政纲主要是针对马华本身,而忽略了围绕在马华外面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巫统政治未见积极回应的情况下,变成马华在“一花开放”;国阵其它成员党也认为是马华“家事”,结果只能收“事倍功半”之效。换句话说,这种打造健康政治文化好像变成只有马华在做,别人在看;甚至党内也存有异见(蔡细历就有此看法)。
举例来说,在这个框架下成立的“马华党校”,应该是通过对新局势的学习,为新一代领袖灌输新思维新境界的“摇篮”,但一向来予人的印象是低调处理,未见普及也未引起马华干部的热心学习;再者,整个机制也未健全设立,毕竟建立“党校”是个严肃的大课题,不是小儿科;不能“快熟”,必须认真思考与敲定。而舍现有的拉曼大学人才与机制不用,实在可惜。
3. 马华成立的策略研究局无疑是马华的智囊团,值得重视,但也许一直根据马华主导思想进行研究和分析,避开主要的政治矛盾,避开巫统政治,造成马华各级领袖转向诉诸华社理解和接纳马华的处境(或困境)而通过协商与内部管道是政治正确的方向,缺乏痛斥时弊,改正时政错误,难免造成华社的失望乃至失落,未能消化马华的“有人在朝好办事”的策略。
也只有在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才猛然醒觉过去的努力和所作所为都因忽略政治大气候,而使到所要做的一下子被政治海啸吹走了。这样一来,黄家定的理想也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又与实际有一大段距离。
即便事后黄家定、翁诗杰和廖中莱等马华上下一直把矛头对向巫统,要求回复真正的国阵精神,平等以待,正视不公与不正,但已是迟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黄家定唯有负起全数责任,以下台来表明心迹,不失为明智之举。他是个有满腔理想却无法改造全局的政治领袖。马华也因此尝到政治苦果,完全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黄家定之后的新领导人,能否从中吸取教训,为马华重新定位,就是马华上下所要关注的大事了。
(原载于2008年7月10日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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