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的人生四部曲─叛逆、复兴、改革、抗争

如果没有发生1998年跌马事件，今天的安华已是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如果没有被马哈迪扳倒，安华不会另创公正党与巫统展开殊死战。

当然如果没有因为法令所限，安华已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国会议员，就不需要有近日的补选。
还有如果没有308大选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不会如此的迅速转变。

因为有太多的如果，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他就是天天在制造神话的安华依布拉欣。

为什么安华的故事讲不完，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叛逆”者，身上流着一股热血，在任何时候都是逆流而上。也因为这样，在他踏足政治之前，他已经在政治的边缘游动，在有意和无意中卷入了政治。

我们不妨分开四个阶段来演绎安华依布拉欣。

(一) 学生时代的叛逆者
出生于1947年8月10日的安华依布拉欣，老家就在大山脚。父母亲虽然介入巫统政治活动，但未曾在政坛闪耀，只属于一般的中坚份子。例如其父亲哈芝依布拉欣最高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威中的国会议员）；而其母亲则是当地的巫统妇女组地方领袖。其哥哥拉尼依布拉欣则是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在巫统内是活跃份子。

可以这么说，安华出身在巫统的家庭。他的成功也是与父母亲及哥哥的协助竞选（1982年在峇东埔初试啼声）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落力，不会有后来的安华。

1967年安华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马来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卷入了学运而成为一方领袖。翌年，他出任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后，安华开始思考用宗教来重整社会。他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阿都拉曼没有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也忽略马来人的教育。

就这样，安华视马哈迪为其导师，把后者当成新兴力量的代表。当马哈迪得罪东姑被开除出巫统时，安华站在马哈迪这边支持他的改革运动；当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被东姑查禁时，也是安华一马当先，不理禁令，公开地摇动这本著作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举动有些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为毛泽东造势而摇动《毛语录》一样，成为一时的经典）。

安华的叛逆性格，可以从以下的一则小故事窥见：

1971年时，安华的父亲带领安华参加当时的首相敦拉萨的生日宴，敦拉萨向安华的父亲献议在安华于马大毕业后，送他到外国接受法律教育，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未来领袖。

安华婉拒敦拉萨的好意，他也同时不接受加入巫统，宁可成为不受政党控制的一名回教前进份子。
不过，安华在当年，并没有拒绝敦拉萨献议他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由联合国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翌年，他出任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的领袖，成为联合国青年团体的顾问团成员（见Victor Morais著《Anwar Ibrahim》，页3-4）。

敦拉萨之所以重视安华，是因为这位年青人在1971年8月6日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虽然这个组织延至1974年才正式获准注册，但安华在成立之后，便发展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队伍。通过这个组织，安华也向教育領域进军，为贫穷的马来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安华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推广教育底下，也带动更多更多年青人加入他的Abim，共同推动回教复兴。逐渐地安华建立了他的个人地位，成为回教青年的偶像。

1974年，安华凭其影响力，加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援引内安令（ISA）拘捕安华达两年之久。直到1976年9月才被无条件释放（有趣的是，他是在敦拉萨当政时被扣留，一年之后，他不接受有条件释放，因此等到胡先翁在1976年当上首相时才获释。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马哈迪是在1971年重返巫统，且在1974年大选后出任教育部长；更在1976年被挑中成为副首相）。这也是安华第一次坐牢，对他日后的磨炼，无弗屆远。

恢复自由的安华，仍然没有向马哈迪寻求官职，而是重新领导他的Abim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各方面与政府格格不入。例如在1979年的大会上，通过的议案包括讉責和反对贪污、滥权、及内安令等，给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

1980年，安华在抗争的运动中与其夫人旺阿兹莎结婚。这一对恩爱夫妻不离不弃；尤其是在安华出事后，更见旺阿兹莎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安华站台。她的坚持与执着，赢得了无数的喝采，也为安华保住了烈火莫熄这一盏灯。

(二) 把回教复兴引入政治斗争
1981是安华人生的转捩点，也就是他的第二阶段思想的提升。这一年他被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感召，加入巫统。没有一片片的掌声，元老心存芥蒂注视他的到来；回教党则有所失落冷眼旁观（因为它拉拢安华参与领导未达共识）。但他有Abim组织作为后盾；有他的家庭成员（俱是巫统中的骨干份子）的祝福。

就这样安华成为马哈迪手中的一张“王牌”，日后在巫统内不断地彰显，马哈迪之所以倚重安华是因为后者是一个拥有5万名会员的Abim的首领。这一股力量正是马哈迪推动政改所不可或缺的。
为了证明安华的影响力胜过回教党，马哈迪在1982年大选时刻意安排安华在峇东埔出阵，以从回教党手中夺得此席。一来是要考验安华有多大的魅力；二来是要堵住元老之口，不认为马哈迪意气用事，让一位年轻人越级而上。

安华也不负所望，他漂亮胜出。于是有了马哈迪与安华合作乃至结盟的故事，马哈迪也顺此开展他的政府行政回教化运动。马哈迪认为回教的价值导入行政中，会带来一定的改革。安华也就沿着这一条道路把回教的元素注入其中。他们的一唱一和，使到回教化运动顺利地伸入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马哈迪与安华一样，他们推动的是回教复兴的价值，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灵活地让马来西亚自我体现自身的模式，逐步地脱离土耳其的格局（从拿督翁、东姑、敦拉萨到胡先翁，都以土耳其的模式治国。巧合的是拿督翁与胡先翁父子都具有土耳其后裔的血统），转向一个以中东国家作为比较的建国方略。

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牵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复兴运动，那就是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封建王朝，被视为什叶派的骄傲，但也鼓舞逊尼派的回教徒从中看到回教复兴与改革的曙光。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国家，自然也从中得到灵感。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马哈迪与安华的联手，成功地使到回教复兴运动走向改革之路。它不但与中东国家搞好关系，也与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往来。换句话说，在物质上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其民主政治；在精神上则提升回教在东方的价值，用以逐步取代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两者间既调和又冲击，也擦出了火花。马哈迪在后来的抨击西方霸权文化及安华努力用东方价值凌驾西方文化，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成为回教国家中一个进步的模式与典范。当然他们因为将宗教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观，难免在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产生新的冲击，以致一些行政措施出现偏差和失调。

(三) 回教化运动转成亚洲复兴
进入90年代，马哈迪与安华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在政治层面上，安华的势力不断扩大，乃在1993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进而被委任为副首相。只在短短的10年间，安华已是马哈迪时代呼之欲出的接班人。这样的变化和加诸在马哈迪身上的压力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

从那一刻起，马哈迪开始反击，最直接的是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成功地拆散安华组建的“宏愿队伍”（其核心人物除安华外，另外三人是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未泰益。阿都拉不属于安华阵营，在1993年党选中，被安华的“宏愿队伍”挤出副主席职）。

这一年阿都拉在马哈迪的祝福下，又成功地中选副主席。“宏愿队伍”中的慕尤丁落马，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实则安华的风光的背后已是危机四伏（也因为阿都拉重入权力核心，得以在1998年取代安华之位成为副首相）。
尽管安华在90年代开始与马哈迪有心照不宣的矛盾，但彼此都没有表露出来。此时的安华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转变，他在周游列国后，得出的经验是：与其侧重和强调宗教的复兴，不如将之演化成普世的“亚洲的复兴”。

这可以从安华在1997年初推出其著作《The Asian Renaissance》得以窥见。这本著作集合了安华在90 年代的言论，转化成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中，出书立论的除了东姑与马哈迪外，下来就是安华了。但最多产和最著作等身的非马哈迪莫属，而安华被人关注的不是其言论，而是其政治斗争的波涛起伏）。

在意识到亚洲已在经济上崛起的当儿，安华不忘点出馬來西亞的多元实体，反映在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多元性。因此他認為不應讓任何一个特别群体或部份感觉到被疏离，被剥夺或被压制。他說，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根植于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现实的基础上，（见Anwar Ibrahim 《The Asian Renaissance》，页24及137）。

在这方面，安华也指出，他在1995年时，促成回儒对话的开展。他的用意是通过交流来了解和加强东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安华在80年代热衷于使回教复兴，那么到了90年代他已将回教融入东方文化中，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化解。此时的安华正以国际视野对治国的方略提出他的观点。他在书中特别感谢马哈迪的宽容，提供空间，让他能够融汇他的思想。

(四) 从复兴到改革抗争
虽然安华与马哈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安华的整个“复兴”的梦想宣告破灭。马哈迪采取了断然的行动革除安华一切的党官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从高峰跌进“黑洞”。这一下子，安华的人生又告转型，他开始意识到单靠“复兴”是不可能完成他的政治旅程，唯有采取较大胆的改革思路才能使他的理想得以“解放”。于是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改革运动）就在峇东埔轰轰烈烈地展开。因而有了所谓安华的《峇东埔宣言》的出笼。这份宣言与不久后的《吉隆坡宣言》联在一起，成了安华向马哈迪“宣战”的出师表。强烈改革之心，也就在安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当时由于心理上没有周详的准备，安华终于面对严峻的法律约束，他被拘捕而不能保释；他被提控而成为国际焦点。政治斗争的舞台已从街头示威转向法庭。这一回合的斗争，安华暂屈下风。

但他所点起的“烈火莫熄”火焰却在1999年的大选中燃烧起来，最大的得益者是回教党。可惜回教党后来走得太快，不能理解和消化安华的思想已有新的方向，那就是他要落实在《亚洲的复兴》一书中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来缓和种族间的偏差与矛盾。而回教党又一味地相信宗教治国的理念是行得通的，偏离了安华在90年代所强化的多元思维。

2004年大选，反对党在挨打声中面临了一场严峻的挑战，不仅回教党势力衰退，就连公正党也几乎被“夷为平地”。究其因是安华的新的斗争思维未能被人民所理解，也未被反对党洞悉其利害关系。
直到2004年大选后，安华获得自由，才有机会向回教党晓以大义，得以把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扭转过来。这个过程是漫长与艰辛的，安华必须费了3年有余的时间说服回教党不再打宗教牌，改以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看待国内的政治斗争。就这样，回教党改打“福利国”牌也使到这个政党在2008年的308大选第一次走进城市，竟能起而在霹州执政；更在雪州参与联合政府。如此的巨大的转变也说明了安华个人的魅力足以影响回教党的走向。

308的大选，是安华翻身的第一场硬仗，结果证明他的改革路程获得了接受。不仅行动党从中受惠，而且公正党也真正地跃居反对党之首。

当然安华的改革之路是要拿下布城，为他的梦想的实现打下基石，但这条路充满荆棘，也陷阱处处，搞不好就“粉身碎骨”，搞得当就是“陈桥兵变”的重演。对此安华和所有的反对党人也应该感激旺阿兹莎在过去10年的坚守岗位，为安华苦苦地支撑着。没有她的坚持，安华不会有今天的翻身机会。

从2006年安华结束在美国讲学起，他就不再以宗教为名打政治牌。即便如此，安华的回教形象（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庸回教领袖的地位则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他恢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意味着他要把马来西亚拉回拿督翁的路线；他与沙地阿拉伯保持传统关系，那就因为沙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大本营和朝圣之地。

相对来说，安华起了平衡作用。但更大的程度是安华正在使其“亚洲的复兴”之路能在马来西亚开花结果。

正因为这样，安华决定参加峇东埔补选。虽然成败在此一役，但他若不再跨出这一步，整个“人民联盟”将因内部的问题而出现失调，而人民对安华的激情也会大大也降温。

如果没有意外，安华将写意胜出，但胜利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尚得拭目以待。

总之，进入第四个阶段人生的安华，是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就要看安华如何再造神话了！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