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巫统与回教党的互动

当下最热门的一项课题是巫统与回教党的互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单从族群与宗教的共性来看，两党之间存有一定的共识，有了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但如果从历史和政治斗争来看，两党的合作条件既脆弱又不现实。尽管两党领袖在大选过后有过会面，但仍然未能推心置腹，拟出治国大计。总是拿1972年到1977年的合作当成先例来肯定即便不能合并，合作是可行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巫统比较积极地朝此方向推进，因为它相信两者之间不存在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反之，回教党在合作的事项上则不断地添加苛刻条件，包括两党解散，另组新党；合并后施行回教断肢法等等。

这之中存在一个十分吊诡的争议：双方都没有关起大门，但提出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要恢复70年代的合作；一个要求全新的合作，只往前看。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难被其中一方接受，而且也乖离了它们所归属的集团的指导方向。如果它们各自抽离本身的集团，单只追求单一种族的结合，那是对本身承诺的一种“背叛”。因此我们认为巫统和回教党之间不可能追求一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抛离了政治的现实。由此来看，巫统与回教党的会面和会谈，仅是止于言而难于行，个中理由，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又不愿撕破脸皮，因为双方都希望在接触的过程中取得政治筹码。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严肃看待这两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取向，因为它们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线。对此我们有必要剖释这两个政党的政治议程，以便窥见它们的“内心世界”。

就巫统来说，它是当下历史最悠久的老牌政党。从1957年起，就主导我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在1969年大选时受过挫折，但在爆发 “513”事件后，它又成功地整合其政治力量；尤其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地巩固了巫统的执政优势。经济政治化也好，或政治经济化也好，巫统已是一支独秀，在我国形成集“政经党”于一炉的政治实体。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划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强势的巫统。

就回教党而言，尽管它曾于1972年被感召组织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但它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国阵中的一个成员党，地位比民政党好一些，比巫统差得远，最终还落得被开除出国阵而被孤立的命运。当1977年两党的蜜月期结束后，自1978年起，回教党尝到了失败又失败的噩运，直到1990年才又在吉兰丹重新探出头来。间中的12年的失落让回教党刻骨铭心，极不愿意回顾历史，重温痛苦的旧梦。反而借机开出苛刻的条件，要巫统知难而退。这也间接证明了目前不存在马来民族和宗教危机，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所牵涉的也不是种族利益冲突，而是马来领袖在争出位。

因此与其说是回教党的聂阿兹向巫统发出挑战，不如说是聂阿兹在考验巫统如何面向多元种族社会既有的“社会契约”和所谓的“国阵精神”。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因安华效应，势力得以膨胀和坐大，且在2008年大选成为最大赢家，首次走入城市，成为人民联盟一员。即便不感恩戴德，也会有饮水思源之情。回教党人因之也就不能藉政党有自由权，向对方开出不利于民联的建议。同样的，巫统如果只因要堵安华东山再起或切断行动党在朝之路而让政坛再来一个大震荡，那也不必要向外吸取灵感，而是应该回到国阵精神寻求治国方略。

我们同意，每个政党都有其既定的政治议程，但更要有全民共治的意识和责任，任何走单元路线都是自我设陷和不可取的。

就此而言，我的结论是：不论是巫统或回教党，应尽速停止这场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它既不符合全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彼此应各就各位，回到国阵和民联内探讨民生的大问题。既然它们都有各自的阵营，都应尊重其它成员党的感受。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它们都应该共同承担成功或失败，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结盟的基本道德准绳，否则会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支持与认同哈迪阿旺的干脆利落的不合作也不结盟的声明，但也留有余地的不反对“对话”。这不但让巫统和回教党各自释怀，也让全国人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原载于2008年8月17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