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拉到底爱不爱子根？-民政严寒中等待春的呼唤

到底伯拉爱不爱子根？如果是爱的话，为何大选后至今已5个月尚未见委子根出任部长重职？如果是不爱的话，又不尽然，他与子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个问题也许问得过于简单和表面，但却是民政党的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民政是跌得最伤痛的，而且痛后还再痛。它不但失掉一个州的主导政权，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丢了。比起另两个成员党来，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去。其一是西马的人民进步党。它原本就没有内阁部长，在失败后无从要求一官半职；其二是沙巴的人民进步党，在中央没有官职下，是第一个国阵成员党“揭竿起事”，无形中也抬高声价，让国阵陷入“难堪”，开除也不是，不开除亦不是，只好将争议搁之一旁。

这就是说，沙民进党不想在沉默中消失，它想用最后的本钱翻本。相对于民政党而言，它是介于西马进步党与沙民进步之间的“动又未动”的微妙处境中。它之所动是因为这些个月来，民政好像是被“遗忘”的执政党之一，于是基层显得不耐烦而要求党中央有所表态；它之所以不动是因为这些个月来，它还是有所期待，也看不到动的好处，干脆处于不动。

正因为民政党是非一般的政党，我们就无需拿它来和两个进步党相提并论，毕竟民政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的特殊性又是在那里呢？

其一，民政党是在1969年大选起家的，一口气夺下槟城州执政权。因此它拥有条件被邀请与当时的联盟结盟。虽然西马的人民进步党也是在同样情形下应邀加盟其中。但它在1974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从此站不起来，反观民政党则渡过1974年的大选考验，被肯定其加盟的地位。

其二是民政党在国阵内起了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不论马华公会喜欢与否，它从此在这个大家庭与马华“分享”政治权力。彼此的明争暗斗，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掩饰。

其三是民政自1974年后，它走得是精英政策，不断地拉揽专业与知识分子加入其中。逐渐地形成一个精英集团。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许子根当政时期，一度其州内阁成员中有三个博士及一位医生（1990-2008），即许子根博士、江真诚博士、杜乾焕博士及丁福南医生（在1995-1999任槟岛市政局主席，之后任行政议员）。

其四是民政党在槟州的扎实根基也令巫统另眼相看，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当马华再一次在槟州全军覆没时，民政依然保有7个州议席，保住国阵的执政权。如果那时民政多失3个州席，槟州也就变天了（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由此可见，民政党在巫统的眼中是“宝贵”的合作伙伴，也就得以继续与马华在国阵内排排坐。久而久之，民政在巫统的眼里，是另类的华基政党。尽管民政一直否认它是“华基政党”，林敬益更一度形容它是“马基政党”，但不容否认的是，它是国阵眼的华基政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2003年杪的时候，也就是黄家定刚担任马华总会长不久，林敬益竟然忘了“马基政党”的本色，率先提出“马华民政合并论”。虽然两党曾煞有其事地成立“工作委员会”进行探讨，最后是无疾而终。

原来林敬益是来自马华的，它在1973年被民政党招进是因为被马华开除而被林苍佑倚重，巧合的是林苍佑也是来自马华的人。这一种政治情意结很容易让他们“触景伤情”而“情不自禁”地想和马华拥抱起来。

再有一个实例是在1980年时，林苍佑及林敬益也是敞开双手把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人马拉了进来。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看民政尚不能被标签成“华基政党”，那么我们还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民政党在1974年后已亦步亦趋自我蜕变成华基政党。

第一个是在1982年大选时，民政党与董教总达成协议，向“华教份子”开方便之门。就这样许子根，郭洙镇，江真诚及王天庆等人加入民政党，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出现。可见在那个时候民政党觉得国阵有被纠正的必要。但它也说明了董教总希望民政协助扛起华教大旗，在国阵内“迎风招展”。如果说这不是华基政党的本色，那又是什么？

第二个是民政与马华的暖昧关系竟然发展成两党的领袖可以轮流来去。先有陈忠鸿与林敬益一起从马华过档民政，而前者再回到马华，且一度出任副教长；后有曾永森从马华跳到民政，于失意后又跳回马华，后出任上议院议长。这种跳来跳去的政治游戏也正好说明两党的性质大同小异。让人想起巫统与回教党也曾发生类似的跳来跳去的事件。如果巫统与回教党的领袖或干部能转来转去是因为它们被归类为马来人政党；那么马华与民政的收来收去何尝不是同一码事呢？就说1999年大选后从民政跳槽的林建安与林武灿也更增添民政的华基色彩。必须注意的林建安不是普通的州议员，而是林苍佑的长公子。

因为马华和民政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就难免被巫统视为两个华基政党。如果不是的话又怎会发生马华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一职的斗争。它们从1982年斗到1999年，为的是向巫统表白，谁才是国阵内最代表华人的政党。这样的明争暗斗唯有到了黄家定时代才偃旗息鼓，彼此恪守在“马华在中央，民政在槟州”的格局。

虽然民政有太多的华人特征，但在许子根看来这是不一样的。即便其父亲许平等曾是马华元老（曾担任升旗山区会主席），也不意味着许子根是“马华新生一代”派进民政的。他没有林苍佑和林敬益的马华情意结，因此马华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之所以陌生是他从来没有参加马华。这也是为什么许子根并不热衷响应林敬益的“马华民政合并论”，他不但没有参加两党的工委会，而且也不十分认同林敬益的“草率”行动。

当他把林敬益拉回来后，意味着许子根领导下的民政党要走的是“维持现状”的道路。一方面既与马华合作，另一方面更是将党的命运与巫统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最合巫统心愿的安排，它可以左右逢源地收编马华和民政。当马华和民政不能推心置腹时，决定权也就在巫统的手上。

举例来说，巫统在1982年（马哈迪年代）并没有反对马华与民政通过大选争首席部长（即林建寿与林苍佑争龙椅）。巫统在1999年大选后，由于情势有变（民政林建安与林武灿退党），马哈迪押后许子根的宣誓礼一周。还有在2008年大选前，也是由巫统领袖宣布槟州首席部长人选归民政推举。凡此种种，造成巫统决定了马华和民政的政治命运。

当然在国阵内，也因为小党太多，没有一个政党比巫统更为强大，自然演变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马哈迪时代最明显不过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国阵的“政治资产”。如果说过去的联盟，其秘书长曾由马华的曾永森担任，那么到了国阵成立的年代（1974），国阵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乃至财政都已由巫统人担任，不知是否是马华与民政相互角力的因素所致，堪值玩味。

许子根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接任民政党老大的职位（2007年），看起来是林敬益过渡到许子根年代，让民政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讵料308的大选把许子根的布署全盘打乱了。民政党尝到了近乎一败涂地的苦果。经营近40年的槟州主导政权拱手让给人民联盟，甚至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没有了。比起马华，它的地位更是“尴尬”与难以适从。因为没有内阁部长，民政如何影响国策？这对情牵国阵多年的民政党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打击。它成了“在朝的反对党”，不当家也不当权的执政党。自然无法扮演有效的执政党角色，而所谓的“在野的反对党”也不尽然，尚有两名副部长，因此它是身份暖昧的反对党。如果中央有部长，而在五州是反对党执政下尚可利用中央部长的角色推动党务和发挥影响力。现在则是国阵内的“边缘人”（一个陈莲花副部长讲话前言不对后语，立场不定；一个柯希兰未见他为民政加分，甚至连民政党人也不知道他放在副部长职是为了什么？是显示多元政党抑或是没有适当的人？必须注意的是他是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副部长，令人费解），对于许子根的领导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加重了他的负担。

由此看来，许子根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能够稍为解除他的压力的，也只有伯拉一个人。既然伯拉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巫统妇女组没有内阁部长，急切把莎丽扎委为部长级的顾问，不知为何没有扶民政一把，委许子根为内阁部长？这对民政是十分关键的官位（不能解读为民政爱官位），在政治现实下，许子根所能扮演的角色大大退减了，变成只能通过呼吁和文告表达党的心声。再者即使国阵较以前开比较多的会议，它并不等同内阁，不是决策机关。对一个与巫统共扶江山40年的政党而言，是比较不公平的。

如果说马华有部长，国大党有部长已代表华印裔的角色，那么民政党的地位又在哪里呢？是伯拉不爱许子根还是有为难之处，我们不便置啄，但我们看到的是，再这样下去，民政党该怎么办？国阵还要它扮演什么角色？

有人说，民政此时应考虑与马华合并，以强化华人的政治地位，但这并非许子根所愿。他看不到合并后民政党人能起什么作用？说白了就是被马华消化掉。

有人说，民政应退出国阵，但也非许子根所愿。因为退出后若民政靠向人民联盟，它又如何与行动党争高低？若是与公正党合并，与民政和马华合并一样，也被消化掉。

在进退维谷下，许子根显然力求保住现状。其副主席威再耶那南说了“党内小撮要退出国阵的声音将带进国阵讨论”。吊诡的是，在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时，带进国阵做什么？还不是被促“回家打扫好屋子再来”。因为国阵不会讨论成员党内部的矛盾。

如果国阵依然故我，民政又依然故我，那民政的未来又怎么办？委以部长固然是一个方案；更重要的是国阵要改头换面，以尊重成员党为结盟的基础。如果一切不改，民政又等不到部长一职来维护党的凝聚力，那么许子根该有所行动了。总而言之，民政的未来似乎又系于伯拉到底爱（惜）不爱子根？这种政治道德不能以大选失败为理由而拒民政于千里之外。当务之急是巫统还要不要民政？如果要的话，请动手快一点，给民政点一盏灯；如果将它聊备一格的话，也及快让民政知道“好自为之”是它的归宿，由民政自己决定要与马华连手还是要与公正党连手或自行上路。这总比拖泥带水，拉拉扯扯痛快得多。

诗人雪莱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对民政而言，寒夜漫漫仍未看到春的呼唤！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