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在美里,被人联党的一些干部问及两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民政党会在308大选中一败涂地?人联党在下届大选会否是民政党第二?
虽然我无法预知未来,但我倒愿意将这两个政党作一个比较,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点。或者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这两个政党是怎样走过来的?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是一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华基政党,成立于1959年6月4日。它的三位主要发起人为王其辉(主席),是一位中间偏右的资本家;杨国斯(秘书长),具有中间偏左立场及田绍照(组织秘书,后任宣教主任。68年被捕,70年获释),是左翼的主要人物。这三股势力在当时受反殖浪潮的影响而导入左翼的统战中;尤其是在1961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后,更激起人联党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而与五邦社会主义阵线结盟(1962年,核心人物是新加坡社阵秘书长林清祥)。
1962年杪,汶莱人民党起义失败,人联党遭受更大的镇压,多名干部被捕,更有部分转入地下参加砂共斗争(1974年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与砂州政府签署斯里阿曼和平协议;1990年第二批砂共与砂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从此砂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后的第二年(1965年),人联党加入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团总”,在西马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为党魁)也加入其中。首次显示这两个党有基本的共识。但人联党也因之面临分裂。所幸团总在同年8月9日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无疾而终,人联党又再重新组合起来。
就政治势力而言,人联党是当时最能代表华裔的政党,因此在1969年西马发生“513”悲剧后,掌握权力的敦拉萨就将联盟转成“中间偏左”的立场。暗度陈仓地与人联党达成协议,以便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也适应了人联党“中庸派”的立场,因而使到砂州政坛大逆转,一向坚持左派统战和反大马的人联党也来一个脱胎换骨,跻身加入执政党行列,也为西马政局开创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与民政党息息相关。成立于1968年3月24日的民政党,其实是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借壳上市”(解散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而摇身一变成为与人联党后期路线不相上下的反对党,具多元色彩,但仍是走“中间偏左”的华基政党。
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城州的执政党,大开人联党的眼界。一方面林苍佑又与敦拉萨恢复旧情谊,另一方面人联党的王其辉也与敦拉萨密斟合作大事。当人联党与联盟的联合执政模式出炉后,也就影响西马的反对党;尤其是民政党因内讧大伤元气后,接受了东马的模式。于1972年民政党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就是敦拉萨“统战”的一个重大成果。
不过,人联党与民政党不同的是:前者在砂州参加联合政府,但没有主导权;后者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则拥有主导权,也可以把影响力扩展至其它州属。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认为民政党是它在国阵内(1974年成立)的最佳盟友,有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未来。
正因为这样,这两个政党在加入国阵后,已基本上被标签为华基政党的代表,不论它们如何表述其多元理念。久而久之,这两个政党在国阵内已消磨了它们的原先政治信念,不再高调演绎社会主义,而是跟随国阵的治国方针在内中作抗争或妥协或随遇而安的诉求。
如果说民政党面对的是国阵内巫统一党独大的冲击;那么人联党面对的是砂州国阵内土著保守党的一党独大的阴影。彼此都无法跳出既定的政治生态。但因为自1974年以来,两党都安然渡过政治大风大浪的考验,即便议席有所变功,最终还是安然无恙,也就缺乏了危机感。
这种踌躇志满的情绪使到两党都认为政治格局是不会变化的,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意志麻痹的心态。直到2006年砂州大选,人联党突然失掉8席,只得11席,才知求变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民政党直到2008年的大选,在槟州顿失主导政权,且全军覆没才猛然醒悟选民求变之心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在痛定思痛后,民政党大致上以原班人马重新出发;人联党也是以原班人马面对下届大选。但有鉴于公正党已开始全面东渡砂州,向伊班族招手。而行动党也绝不放过华裔占多数的选区,已使到人联党上下开始索思如何应对未来。在这方面,人联党其实不必问民政党为何会这样,而是要问自己,能不能重整昔日的战斗雄风,敢于向不公的政策挑战?
换句话说,这两个政党已或多或少“迷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一挽回颓势之道是回到从前,不是忘记从前,因为历史是未来的指引。
刊于2008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