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马来西亚客家学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提出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工作计划书是一个伟大和长远的构想，以便走出台湾，面向东南亚客家社群，再延伸及世界各地，而后与中国客家的历史溶成一炉。如此的“内合外调”，最终必能形成一张较为完整的“世界客家网”，而使到不论是中国大陆的，台湾的，东南亚的及全世界各地的客家民系都能连成一环。除了能在台湾苗粟园区设立全球客家博物馆外，也一定能使到海内外的客家人引以为荣。从而彰显客家人“开枝散叶”又“落地生根”的民族特性。即使在时移物换下，依然能从历史的层面拆射出其光辉的一面，照亮客家人走过和将要走的道路。

虽然我不敢说，中央研究院的大胆构想和创意实践是十全十美的，但我认为它已跨出重要的一步，比起一年一度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行不遑多让，并且起了主导作用，带有传承和赓续客家文化的使命。

我希望也相信在以萧新煌教授为首的工作团策划和努力下，必能触动中国客家行政单位加快步伐，动用国家资源，采取相应行动以较高姿态，通过学术领域，配合台湾的调研，共同为整合客家人的历史地位和未来的定位而努力。

与此同时，若能在中台的合作下，一起跨出海外，也将重心移向东南亚的客家研究，必能“凸显东南亚客家的特殊历史和特有的当前处境”（引自中研工作计划书）。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各地的客家团体和单位的海外考察团多数是来到东南亚走马看花，或进行联谊工作。仅有极少数带有学术研究的倾向；而过去台湾方面，也多是或进行集体访问或少数的个别研究，忽略了客家学不仅在大陆和台湾，也应涵盖东南亚这重要的一块。换句话说，鼓起东南亚客家人重视本身的文化，包括将“客家学”引进马来西亚是必要的。这可以和本地大专院校建立起双向沟通。若有此条件，客属公会也准备参与其中。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客家单位只能凭自身的努力创设，维持会所的存在和从事有限的慈善，福利及教育的工作，甚少涉及客家学研究这一极富意义的工程。当然也因为客观环境的局限，但也不能否认缺乏主观的积极。

如今中研院的工作团来到马来西亚进行有系统的调研，包括田野考察和通过口述历史协助我们勾起集体回忆，不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这不但是历史性的，也意味着台湾客家学第一次有组织和有明确目的的走向海外。

以我们马来西亚客家人来说，我们是在1978年才组成客家联合会。直到今天共有72个成员分布在东马西各州。初时是一个松弛的组织，随着值年主席（以州属为准）而移动“总部”。到了90年代，联合会的总部才永久性地设立在吉隆坡，在丹斯里吴德芳领导下，也出版一系列客家刊物，更在2006年成功地在槟州客属公会4楼设立起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由于资料缺乏（未并有系统的归纳），且馆地面积有限，我们只能靠摸索而成。虽不尽如人意，但突显了我们客家先贤早期对马来西亚开垦与发展的功绩。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能使这个文物馆成为海外客家研究基地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原来在槟榔屿的浮罗山背是我们客家人的发祥地，在早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浮罗山背已不再是“客家人的天下”，但却是一个“客家话社区”。在当地的华人，都以客家话作为通用语即为一例。正如在槟城市区是“福建话的天下”，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在此，我要感谢中央大学的教授及研究生们在去年不辞劳苦年在浮罗山背区进行田野调查，而他们所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最先聚居的地方。至今还留下“客家”痕迹。我希望这个研究的成果能有助于我们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的地标。

虽然说今天它或已失去昔日的客家风采，但历史上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客家人南迁马来西亚的第一个驿站。就此意义而言，一旦客家村的宏愿美梦成真，我们将会为马来西亚客家人建立另一座丰碑，也能向全球客家人展示我们的客家丰采。

（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推动而由中央研究院执行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工作团于最近（1月11日至16日）在新山、槟城及诗巫主办了三场工作坊，获得了当地学者及客家人的参与。作为引进客家学在马来西亚开展的起点。

槟城的这一场工作坊是在1月14日假韩江学院举行。有四位学者，即陈耀威、李永球、陈亚才及谢诗坚各别坚针对客家建筑、宗教与政治课题提呈论文，掀起东南亚客家研究的新高潮。

以上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兼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应邀主持开幕的致词重点）。

刊于2009年3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