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今访华：回首来时路 （跃马扬鞭）

35年前的5月28日，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率领一个官方代表团直飞北京开展他的破冰之旅。5月31日，他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了马中建交联合公报，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合国家，其中的过程是曲折也是充满戏剧性的，反映了在1974年马中两国尽管面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各自存在国内的重大问题，但还是在外交上寻求一个重大的突破。这在那个年代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却又是有迹可循，彼此都愿意在外交领域互作调整。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在中国方面，1966年是一个政治的分水岭，“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席卷全中国。一场残酷的斗争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冒出了林彪成为毛泽东身旁的红人。1969年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不断革命论”成为政治主旋律。1971年林彪堕机身亡成谜团，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这个充满变数的年代，国际世界促成中国在这一年重返联合国，整个外交工作也不因文革而停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出台了，焦点放在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远交睦邻政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历史性访华几乎消除了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敌意，转而排队与中国建立邦交。换句话说，自林彪事件和邓小平短暂复出（1973—1976）后（他在1976年又被打倒，而在1978年再次复出，启开了邓小平当政的年代），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就已达到一个巅峰。

在马来西亚方面，1966年，马印（尼）对抗结束，给予东姑首相舒解巨大的压力，也开始构思灵活的外交，但不幸的1969年的“513”事件又使国内的民主大倒退。1970年敦拉萨接班成为新首相，旋在1971年重开国会民主。在这期间，敦拉萨在其智囊团辅佐下，将国策导入“中间偏左”立场，通过多个渠道与中国打交道，包括在同年的3月，破天荒允许一支亲中国的“香港银星艺术团”到吉隆坡公演“文革式”的节目而掀起热潮。

这在左派统战仍然活跃的年代，敦拉萨应陈修信之请求，走了一步险棋，但其目的是希望马华藉此拉拢支持左派的群众转而支持马华。2个月之后，又派出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代表团直访北京，启开官方的经贸联系，且获得周恩来破格接见。3个月之后（即8月），中国投桃报李也派一个官方贸易代表团访问吉隆坡。10月，马来西亚在联合国联同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亮了绿灯。紧接着在11月，马来西亚乒乓代表团应邀在北京参加亚非乒乓邀请赛，启开了外交谈判大门。

由于双方展现了建交的诚意，马中两国驻联合国使节团，于1973年在纽约进入了实质性的外交谈判。虽然此事在秘密进行，但有诸多蛛丝马跡显示两国关系已大有改善。转入1974年，一切看来水到渠成，只待适当的时间公诸于世。

虽然马中建交比与其他国家建交来得困难与不易，但形势的发展也正是符合两国的利益，彼此也都各让一步，将存在的矛盾暂时搁置一旁。例如马方在考虑到马共与中共的关系时，也必须将马来西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建交不但可以推动中国认同马来西亚主张化东南亚为无核及中立地带，而且也正如东姑拉沙里在访谈中所披露的，争取华人对政府的支持。

同样的，中国虽然仍在文革期，国内的发展形势不明朗，但毛泽东不允许外交工作受到干扰。这种一分为二的处理手法也使到中国更快地融入世界大家庭。

就这样，敦拉萨在35年前缔造历史，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东合国家也因为坚持独立自主与不结盟政策，得以不断深化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体，结束了过去存在的所谓与西方军事结盟的东南亚条约的组织，为区域和平扎了根。所有这一切，敦拉萨的高瞻远瞩也有一份功劳；当然也因为他的义无反顾，敢于与革命中的中国打交道，从而赢得了华人的喝彩，因此在1974年8月的大选国阵取得巨大的胜利，扫除了1969年大选遭遇的“信心危机”的阴影，从而奠定日后（1989年）与马共和解的基石。

在敦拉萨之后的历任首相：胡先翁、马哈迪及阿都拉，都在既定的基础上发展马中关系，从政府对政府到商界对中国国家，再到民间对民间乃至今天的官民一道你来我往，证诸了双方已经没有什么隔阂。这意味着马中关系的发展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受阻。虽然直到今天马中还是存在着思想的差异，政体的不同，但这已不是一道围墙了，反而在利益相通下，两国的贸易发展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例如在2005年马中双边贸易额为307亿美元，到了2008年跃增至535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今年会有更大的进展。由此可见，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阻止马中关系不断向前推进。

就此来看纳吉在今日（6月2日）访华，其重要意义将远比前三任首相更为重要，因为他是沿着他父亲35年前铺平的道路再走下去，而且也将在北京总结这35年来的世界的巨大变化，不但马来西亚在变，而且中国也在变。当两个不断变化的国家的领袖再次碰头时，即便领导人更迭，也足以展现不变的是马中友谊的万古长青，政治思想已是可以存异求同。如果敦拉萨敢于在那个年代排除万难，不因马共问题裹足不前；那么，当今政府还有什么放不下和耿耿于怀的呢？正如曾永森所诠释的，当马共已成为历史，又何必把陈平的事件转为政治课题呢？

刊于2009年6月2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