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09

华总三个阶段的演变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先是简称“堂联”,后是改称“华总”,是一个因势利导而出现的一个新整合的机构。它的历史可以分开三个阶段来演绎。

(一)第一阶段:历史地位
所谓历史地位乃指它是英殖民地时期的产物。虽然初期不是全马性的,而是地域性的,但一切以槟城作为起点。

槟城是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它的代表性人物莱特在1786年为英国开辟了马来西亚的第一个殖民地,且在1800年拿下今日的威省,并成一个槟城(早期称为槟榔屿)。

在那个时候(1800年),槟城华人已有5千名之众(总人口逾万名),英殖民政府乃鼓励成立广福宫(即今日著名的观音庙)于现址椰脚街。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华民政务机构”,分由福建人及广东人派相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直到今天为止,广福宫仍然保留其帮派色彩,未予废除,但它已是一个纯粹的神庙组织,不具任何政治功能。

在那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观音是最具代表性和没有争议的神明。有了观音罩着,自然可发挥广福宫的作用;但反过来,在那个私会党孕育和发展的年代,它也给华人帮派一个灵感自行组成保护伞,不必事事借助广福宫来解决纠纷,甚至有时候运用私会党组织向政府施加压力或辅助政府从中国引进大量劳工。

不论华人如何南来及南来后加入什么社团或帮派,他们当时基本上承认广福宫扮演着双重的角色,既是办事机关,也是膜拜之地。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来西亚的社会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局限槟城的发展,而是英国人已把它的权力鞭子伸进联邦内陆及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当时称为北婆罗州)。例如在1819年,英国人再占有新加坡;1824年英国人与荷兰人交换土地而拥有了马六甲控制权,英国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于荷兰。1826年,英国人将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或俗称三州府),直接由英国控制。1840年英人布鲁克家族开始统治砂拉越。1881年沙巴归英国统治;而在1874年时通过邦咯条约的签订,英国人开始干预联邦内陆政务(华人的大举迁移,也按特定的年代形成。华团也就遍地开花了)。

邦咯条约签署的背景也意味着华人在吡叻州更大规模的开采锡矿,其中最著名的海山头子郑景贵就是槟城的大哥大,即是私会党头子,也是甲必丹兼吡州议员,又是华团领袖,三结合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领导的海山私会党与陈亚炎领导的义兴党在吡叻州的火并,导致英人介入干预。

继后,在1867年8月3日至14日,槟城爆发了另一场为期10日大械斗,一方是以邱天德为首的大伯公(建德党)(福建人为主);另一方是以义兴党为主,而此时海山则站在大伯公之后,对抗义兴。

双方的冲突不涉及种族,而是利益之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但未见政府公布伤亡数字,只说损失惨重。原来其设立调查庭的目的不在于揭真相,只在于如何制定法令控制私会党。因而在1869年规定社团必须登记,禁止非法集会,又于1977年设立“华民政务司”,由英国直接干预华人事务,打破所谓“政府中的政府”(意指私会党建立小政府与英国对抗)。

也在这个时候,即1881年,英国人又推动成立“平章公馆”,即“平章百姓”、“同平章事”之意。此公馆于1886年建竣,地址就在广福宫(观音庙)隔壁,也同样由广帮及福帮派同等人数组成,以成为“华人事务机构”,取代已失去政治功能的“广福宫”。

英国人认为透过平章公馆可以掌控华人社会,进而抑制私会党的活动,也可成为华民政务官的一道桥梁。1912年它易名为“平章会馆”,但英文名称从一开始即称之为“Penang Chinese Town Hall”。此意味着英国人把它当成“华人市政局”。这个组织在战后的1948年曾发挥一定的作用,号召华人反对英政府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主张槟城脱离联邦,但缺乏政治力量,又得不到英国支持,有关动议在槟州立法议会被否决。自此之后,平章会馆功能大不如前,几乎陷入冬眠状态。

(二)第二阶段:复兴运动
正因为平章会馆在独立后其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而与其相应地位的中华总商会仍然活跃于华社,致使在1969年上台执政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力促中华总商会重振平章会馆。他所倚重的是刚从中华总商会会长退下的庄汉良(庄汉良也同时退下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希望后者通过中华总商会让平章会馆全面改组,并赋予新生命。1974年庄汉良当选主席,也进行筹建新厦工程;同一年,平章会馆正式易名为“槟州华人大会堂”,等于还其原貌。

因为是一间被视为“全新”的组织,重新申请注册,因此一般上将1974年当为“槟州华人大会堂”的成立年,它在1975年生效的章程中,已废除帮派选举,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共有51名理事在选举中诞生,其中团体选34名理事,个人选出17名理事,然后进行复选产生新领导层。

在当时的情况,大会堂之所以设个人会员是考虑到须要一些未代表团体而又具备条件的人士加入成为理事,以协助大会堂更快地成长;尤其是需要巨款重建十楼新厦,但因为“门户开放”,也留下变数之伏笔。

与此同时,同样具有历史性的大会堂计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23年)、吡叻中华大会堂(约1932年)及柔佛中华总会(1946)。它们虽然不具与平章会馆如此久远的历史,但在独立前的1956年也扮演一定的角色。较为出位的是吡叻中华大会堂在刘伯群领导的年代,促成华团联成一气,向英国争取放宽公民权条件。虽然它和马华打对台,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也展示了大会堂的本色,是所有既存的大会堂中最为出位的一个。

至于位于国家心脏地带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在战前和战后表现平平,中规中矩,但在80年代有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种转变也是与马华工商联合会分不开的。事缘在70年代后,马华工商联合会比较积极针对新经济政策发表异见,且介入争取华人文化与教育活动。在1976年时,政府社团注册官致函商联会,要它“在商言商”,不要“越俎代庖”涉及语言及文化等敏感课题,否则注册证可能会被吊销云云。

在情非得已下,商联会通过各州的商会,推动成立华人大会堂,以便能“较为正名”的提出相关议题。在当时,敦拉萨逝世后由胡先翁主政,他在1977年开除回教党出国阵,又逮捕敦拉萨时代的政治红人,在巫统内出现红色疑云。

也是在那个时候,胡先翁准备将社团进行分类,不是归类政治性质(可以批评政策),就是归为俱乐部性质(不可谈政治),引起民间大反弹。在1981年出现安华领导的民间团体反对社团修正法令,最后政府将修正案搁置是为重要的公民社会抗争成功的一列。而商联会此时也成功地转移焦点,在差不多是同一批人的领导下,促成各州大会堂先后成立起来,也出现了以大会堂为主的担纲行动。因此在1982年时,促成雪华人大会堂成立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筹委会,以便注册成一个总会,在文教领域发挥作用。

转入1983年时,又有一场文化大会在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导下热烈举行。不仅通过国家文化备忘录的提呈,也通过成立民权委员会。这意味着,在中华总商会领导人(以许平等为首)改变“招牌”下,用大会堂名义向政府陈情和劝谏,希望政府能重视华社的心声。

这种抗争的过程是有高潮和低潮的。最高潮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人;最震撼人心是1990年两线制的鼓吹,林晃升一头栽了进去。

虽然当时堂联注册尚未拿到,但各州大会堂已相应成立,汇集成一股力量,例如登嘉楼中华大会堂(1976)、吉兰丹中华大会堂(1981)、森美兰中华大会堂(1983)、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会(1986)、彭亨华人社团联合会(1986)、吉打华人大会堂(1987)、马六甲华人大会堂(1989)及沙巴中华大会堂(1994)。由此可见,各州大会堂是后来居上的组织,也与各州中华总商会有一定的渊源。而当初各州中华总商会加入其中成为大会堂一员,显然是希望扮演领导性角色,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当两个组织有不同人马和不同结构时,最终难免会出现失调与各行其是的现象,因为人事是不断在变化的,活动也是不断地发展。这种情形来到第三阶段时期,就更加明显了。

(三)第三阶段:堂联变华总
1991年是“堂联”的转折点。这一年在马华公会的协助下,身为雪中华大会堂主席的林玉静,也是马华的党员,从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黄家定的手中接过“联党”的注册证。这意味着在1990年大选,华社鼓吹“两线制”难于开花结果后,马华已切入华团的活动,扶持大会堂成为与商联会齐驱并驾的一个总机构,也反映出华团已进入执政党的收编议程。从那个时候起,执政党活跃份子纷纷介入华团成为理事或领导人,已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因此堂联在马华的协助下,很快地在华社取得了“领导性”的“认可证”,即使不是一哥,也相等于大哥大了。因为大会堂的章程可以接纳任何注册团体成为会员包括中华总商会在内,也可以拥有个人会员。反过来,商会则没有条文指明可以接受堂联辖下的华堂成为“团体会员”。这种章程的设计也是出自商会领导人之手,在相安无事的年代,自然不会争老大老二的,更何况大会堂的领导人也是商会领导人转过来的,无需分得太清楚,彼此都是“一家人”。

不过当1997年“堂联”易名为“华总”后,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所谓“华总”者,从字义上来理解,那是华社的总机构,弄不清楚,还可能误会马华公会也在其领导之中。

当大家都习以为常,把华总当“老大”时,商联会也似乎“沉默以对”,既未表认同,也未表反对。久而久之,在华总看来,既然商会是其会员,它自然是最大的,而且认为在逻辑上也是由华总代表华社成为领头羊。

如果根据商联会最近退出大会堂的行动看来,似乎它们也对排名和秩序有所在意。因此与其相互纠缠下去,不如及早做个了断也不见得是坏事。

持平而言,商会扮演大会堂复兴的任务已完成了,而大会堂已“羽毛丰满”成为华社的一方发言人,自然也不再需要商会护航,更不认为商联会可以凌驾其上,也就出现所谓排名和礼节分层次的争议。

如果说商会在大会堂内的任务业已完成,是时候功成引退,也只能视为回归本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华总也好,堂联也好,它也要审时度势,当情况变化时,不要强求“只合不分”。这是于事无补的。

这就是说,从今而后,华总也应为自己寻求新的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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