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团问政与参政的教训 （现代春秋）

最近因为三大华团被指介入政党活动而引起争议，所幸有关事件及快地澄清和淡化，不然势必造成华团内部的分化和矛盾。

其实，华团问政或介入政治事务已非新鲜事，早在独立前就有这样的集体活动，直到独立后也间断性的发生。举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事：
（一）1947年10月20日，在全马商联会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市活动开展了，是为马新历史上的第一次。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以华人为主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TA），由陈祯禄担任主席，它结合了另一股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联合阵线（PUTERA）共同向英殖民政府施压，提出《人民宪章》来代替英国强行实施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罢市是成功的，但未达目的，因为英国不让步，它按照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的协议决定在1948年2月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独立前的1947年已出现马新商会组成的商联会。当时的会长是新加坡富商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他认为见好就收，不要再有持续不断地罢市行动。

在那个年代已出现的政党是巫统，具有左派背景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左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及马共组织，马华公会尚未成立（1949年后才诞生）。

这是华团首次大规模的参与各民族组成的抗议行动，陈祯禄出面领导是因为他德高望重，也是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它标志着华团问政的开始。

（二）于1954年成立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是林连玉领导的教总再加上马华的温典光，而他也是代表董事会的双重身份（那时董总未正式成立）共同组成，拥护马华总会长陈祯禄为主席。

1958年也就是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二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他与林连玉共同改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将之改成“华文教育三大机构”。换句话说，正式确定教总、董总与马华的“合法”地位，由三方的主席成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林苍祐（马华）、林连玉（教总）及陈济谋（董总）。

不幸的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失势，所谓“三大机构”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是华团第二次问政，也是第一次正式介入政党活动，但功败垂成。

林连玉经此教训后，他就单枪匹马地为捍卫华教献出自己，强力地反对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改制而坚持走独立中学路线。今天的独中也就是在60年代孕育而成的，但林连玉也因此付出代价，在1961年被吊销公民权。

（三） 华团第三次轰轰烈烈介入政治运动是因1969年“513”事件后，在1971年恢复民主（国会重开）时，响应马华的华人大团结号召，一时风起云涌，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

可惜不到半年，华团成立的工委会要自行注册，不希望受控于马华，于是与马华起冲突，也就被迫与马华分道扬镳，团结运动的注册事宜随着胎死腹中。这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到华团与马华的关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若即若离。

（四）1982年，不是大部分华团，而是以董教总为首的华教组织支持和响应“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送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进入民政党，启开直接参政的纪录。当时董教总面对马华及行动党的左右夹攻，却义无反顾地坚持“朝里有人好办事”的理念。

可是，因为介入民政政治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董教总领导人也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五）1990年，获释的董总主席林晃升思想有了转变，他联合了李万千及柯嘉逊等华教及民权份子加入行动党，喊出“两线制”的口号，以使马来西亚更加民主化。

虽然选举结果未如期出现两线制，但也一度壮大行动党的政治力量。旋后又因柯嘉逊及李万千于1995年后相继离开行动党，标志着左翼与中国偏左路线的分歧与分离。

（六）华团在问政和参政没有大大收获后，于1999年大选前，由董总带领的华团（不是全部）提出了意义深远的诉求，给国阵政府带来压力。因此在大选后被秋后算账。董总在郭强全带领下，也与巫青团及马华达成妥协方案。

由此反映出华团问政和参政的道路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充满挑战和变数的。

自此之后，未见华团一窝蜂地倒向某一政党，而是提出了“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理论作为标榜华团中立的依据，但华团也始终游走于政党政治之间，它们很难说与政党一刀两断，因为不少华团领导人其实也是华基政党的党员。

无论如何，华团与政党维持表面上的独立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华团更应该慎行事，以免顺得哥来失嫂意。

就此而言，三大华团不列席马华的会长理事会是明智之举，也免却许多麻烦，过去历史的教训也足以让华团提高警惕了。既然党外的交流谁也不会反对，那就无需给自己下套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