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姑拉沙里“曲高和寡” （直挂云帆）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建议国阵开放党籍成为开放性多元种族的政党，否则“一个大马”只会是空洞的口号。

他的理由是：政府若是由一个种族政党作为基本盘，人民将没有办法在种族关系中成长。因此他希望国阵能直接招收党员，以和民联在两线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

这就是说，两线制将可以成为非种族政治体系的媒介。

东姑拉沙里是在“第四届全国大专领袖峰会”作专题演讲时作上述的表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东姑拉沙里首次表态要组成多元种族的政党，而在过去他是种族性政党的信仰者。

举例来说，他早年选择加入巫统，并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至今。继后他出任多间国营公司的领导人，包括国企主席。1971年他历史性地率领官方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奠定马中建交（1974年）的基础，他也因之名噪一时，虽然他予人的印象是中庸和不偏激的，但思维是马来民族的。
因此，当1987年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争巫统党主席失败后而在1989年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党时，他也未曾考虑设立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这个取名为“46精神党”的新党，说是要延续拿督翁于1946年创立巫统的斗争精神，但不仿效拿督翁的多元思维。

拿督翁无疑是马来西亚政坛上的少数杰出精英，他能成功地在1946年促成马来人大团结，以反对英国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并催生了巫统。这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继之，当巫统成功地促成英国另行颁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后，拿督翁就准备在思维上作一个大胆和澈底的改变，那就是要求巫统开放门户，让其他种族加入其中。
当时的拿督翁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国家出现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他也希望他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未来国家领袖。

不料此议未通，导致拿督翁在1951年脱离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称国家党）（标榜多元色彩）。可惜在时机不成熟下，拿督翁在1955年的局部普选大失败，标志了种族主义政党的抬头。这种说法是有根据性的。如果当年巫统接受门户开放，则马华公会（1949年）已不需要成立，也没有必要拉拢国大党在1954年共组成三党“联盟”，而是在一个政党名下达成多元种族的团结（当时拿督翁有建议将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改成“马来亚人民统一机构”。因为建议胎死腹中，因此没有改名，巫统还是巫统，一个没有拿督翁的巫统。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拿督翁在1952年知悉马华倒向巫统合作后，他就曾破口大骂马华意图把“马来亚变成中国的其中一省”（这当然是无的放矢，也是气话）。由于1955年普选失败的教训，拿督翁在1959年的大选就率其国家党打种族牌，将力量移向东海岸，借助回教党的合作来抗衡联盟，此举果然奏效。回教党在国家党的合作下，也夺得登嘉楼州政权（后因国家党议员倒向巫统，才宣告倒台，但回教党牢控吉兰丹州政权），拿督翁个人也中选国会议员，是国家党硕果仅存的一人。当1962年拿督翁逝世后，国家党“人亡政息”。

巧合的是，在拿督翁逝世的那一年，东姑拉沙里加入了巫统，后者在1990年大选失利后（本来东姑拉沙里雄心勃勃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组成三党联盟要打倒国阵起而执政而出任首相，结果理想破灭），也倒回种族路线，干脆将“46精神党”易名为“46马来人党”，步伐有些似拿督翁，看来两人的政运也有些“同病相怜”。我提及这两件事想说明国家政治的发展并没有让多元政党取得优势，反而有所局限和限制。

如果我们从种族政治的强势发展来看，我们就不必质疑和质问为什么1965年当东姑倡议招收联盟直接党员时便产生纷争，到后来三党同意所谓联盟直接党员不得成为候选人，仍由各党推派候选人，就这样直接党员变成一纸公文，不具任何实质意义。“513”过后，所谓直接党员已再无人提及，直到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后，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又提出国阵招收直接党员作为跨向多元开放的第一步，结果是曲高和寡，又是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从拿督翁到东姑，到阿都拉疾呼政党多元性总是无功而返，难道东姑拉沙里可以让国阵“改弦易辙”？如果东姑拉沙里本身在20年前已做不到，今天他又以什么影响力来促成呢？我们只能对他的建议有很大的存疑。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倒意外地发现在1998年安华跌马后出现一个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那就是原本称为“国民公正党”的政党在2003年改成“人民公正党”，不论它是否因人民党的领导层加入而易名，它仍然保持了马来人的主导地位，但它又比任何的马来人主导的政党（如拿督翁的国家党及布斯达曼的人民党）更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如果说在1999年的大选无法显示公正党多元性获得重视，那么在2008年的大选就突现了多元性政党已被人民所接受，安华也因之成为2008年的风头人物。他领导的三个在野党（另两个是回教党和行动党）第一次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版图，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但由于一切来得太突然和难以思议，造成三党组成的“民联”也面对诸多的挑战，包括内讧及策略的失调；尤其是公正党出现退党潮，使到民联进入了动荡阶段。但无论如何，公正党所带动的新格局和两线制的出现，也是不可忽视的新思潮。东姑拉沙里能在这方面看到两线制的重要性，不失为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也许来得太迟，国阵已经“固定”在种族政党的合作与排序的模式中，东姑拉沙理又如何能改变其长久以来已形成的特质呢？他显然是爱莫能助的。

其实，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是关键的，关键在于国阵怎样从内部作实质改变和坚守以民为本的施政，不再如同过去的以一党独大的心态对待其他成员党。即使把其它成员党当“乘客”也要让这些“乘客”身在其中感到舒服和自在与受尊重。这样一来，人民自然会用公正的眼光重新审视国阵的新活力。这就是说，它不在急于解散种族性政党，而在于怎样把种族政党的单一思维改变过来，毕竟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是单元种族的国家。

刊登于2010年8月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