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应予修改 （现代春秋）

因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在巫统大会上宣布由2013年开始，历史将列为SPM必修及格科，否则将不算毕业。这意味着政府决心将“历史科目”提升为教育的重点，而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 在一个很长的考试及学校的教育中，史地被列为两个选修科是普及的事，但它从未被列为必修和必考科，而是凭学生的喜好而跟进。如今政府突然感觉到历史的重要性，究竟是冲着什么而来？ 根据教长的说法是历史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并可培养爱国情操。在这方面，他指出华裔生在历史课考试上向来有好成绩，反倒是担心马来学生的表现不大理想。 副揆也耐人寻味地抛下一句：“现有的历史科目，已推出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质疑”。眼下之意是过去没有问题，为何一提成必修科必考科就成问题呢？ 针对这一点，虽然慕尤丁的解释是：历史教科书是根据史实来撰写，是不能随意增加其他内容的，但也知道它存在争议性。 因此他澄清规定历史成必考科不带“政治议程”。同时为了消除各方疑虑，他也宣布政府将委任了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委员会，重新检视及编写历史教科书，也欢迎各界提供意见。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虽然历史是要忠于史实的，但历史怎样忠于史实，也是见仁见智的。因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书的编撰向来都有作者或主持者的立场，也有其政治指导思想。比如中国在1949年解放后，其历史观就全面改变，变成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偏离了这种思想的，就会被认为不符合“史识”。 但文革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今天，民间也有人以“史识”来反映“史实”了。 这就是说，在我们提及“史实”时，我们也要注意历史的编写也是有“史识”的。如果说前者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后者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所谓的认识，说穿了就是作者或编者的思想对事件的评述和描述。只要编者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立场或具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或所谓的御用史家，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方式或既定的立场来表达历史的陈述和内容，而通照历史的人。只要考察遣词用字，就可以看到有关的历史是否公平和客观而不带有偏见和歧见？ 例如在殖民地时代，由洋人撰写的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都是从西方的立场和思想来撰写历史，他们当然也是根据史料来反映“史实”，但他们也有议程来美化殖民统治的“好处与进步”，进而歌颂因殖民主义才使到亚洲的落后国家进步起来。 不过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又出现大学培养出来的本地历史工作人员或说历史学者。他们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自然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大加鞭鞑，并揭露殖民统治下的独裁与专制的一面。 在后来，因为民族主义中带有种族思想也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撰写有了不同的版本，各自表述。因此历史的撰写总是存在这个或那个缺点。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通过作者的“史识”，将“史实”改头换面了。这类的历史自然会引发争议。 就马来西亚刻下的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是清一色由一个种族的作者来编写。虽然不能说他们没有史实，而是他们拥有的“史识”也十分明显。例如中四和中五的SPM历史教科书，其偏重于回教的兴起和传播，而后的马六甲王朝的演变。所占篇幅甚多，它不能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历史全貌。因此政府重新检讨是值得欢迎与重视的。但能改动到什么程度，我们目前则不得而知。 就此我们也注意到副教长查卡喜博士在下议院的讲话。他说政府成立的检讨委员会将包括历史学家，其重点会触及国家宪法、现代马来西亚历史和国民团结。这意味着我们将通过了解历史塑造国家，以便可以向学生灌输理想的马来西亚社会的愿景。 我们不反对用比较客观和中庸乃至中立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事件，因为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从种族主义来看问题，会使“史实”变了样。虽然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教科书出炉，但最低限度要力求公正和不以贬低和伤害其他种族为前提。 如果读历史是为了使国民能更融洽的生活和对历史事件有所警惕而不再重蹈覆辙的话，那么就不要在教科书出现与“史实不符”的论述，更不能以自己的“史识”来代替“史实”。一个忠于历史的学者是应该有基本的学术道德，不能越过底线而自我阐述，那是不能被接受，也是应受指责的。 为此，我们希望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采取开明的态度，让历史学者（各方的）都能过目和提出建议，以便达成共识才付诸出版。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减少争议。如果改变不大，那成立委员会就失去意义了。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