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首席部长之评议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因为它有四个州在早期是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的。在加入马来亚或马来西亚后，它就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这四个州就是槟城、马六甲、沙巴与砂拉越。

由于它们一向以来不属于任何一个苏丹所管辖，因此在独立之后，它们在宪法上拥有州元首（以前称州长）（Yang di-Petua Negeri）（The Governor），但是在我国最高元首征询首席部长之后委任的，任期四年，得以连任。而其他九州的苏丹是世袭的，他们有权力通过轮任制（每五年）在统治者会议中被确定为最高元首。槟、甲、沙、砂的州元首是不能被选为最高元首的。

我们且以槟城为例来论述首席部长的功能，一般上在选举过后，州元首必须从州议会中选一人控制多数席者为首席部长，再由后者组成州内阁。这就是说，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下，州元首是与最高元首一样，不涉及政党政治，而是将行政权力交托首席部长。

不过，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即将独立时，因为没有选举制度，只得事先从当时现有议会的情况来推举一人出任首席部长。那时的槟州立法议会共有24席，但只有15人是民选的，其他9人是委任的。在这种情形下，只能从15位议员中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恰巧15名州议员全数是联盟的议员（巫统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他们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当选的）。

因为联盟的全国主席东姑阿都拉曼也将荣升首相（原本称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因此他特别嘱咐时任槟州联盟的林苍祐来当槟州首席部长，但林苍祐不予接受（他当时有意要成为全国领袖，不想被困在首席部长的位置上），反而通过槟州联盟议会会议来选出首席部长。结果在林苍祐的力荐下，王保尼以一票之多（7对6）击败谢成金当选（1957年7月16日在槟州巫统总部开会）。

为什么东姑执意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而不是由巫统议员中挑选一人？照理巫统席位多过马华，大可这样做。原来东姑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必须要让华人来担任此职，以展示多元政治的色彩，不是由巫统独揽一切的权力。

其实东姑的抉择是正确与明智的。理由如下：（一）在1957年时，马来亚的总人口共6百27万，其中马来人占49.8%，华人占37.2%，印度人占11.3%。

（二）在1957年时，槟州总人口有57万2千名，华人占57.2%，马来人占28.8%及印度人占12.2%。从人口的比例上而言，挑选华人出任首席部长是大势所趋，没有争议。

（三）在殖民地时代，林苍祐于1950年被委任为州议员，且在1954年以首席议员身份被安排迎接到访的联合国主席班迪夫人（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可见英国人早就刻意培养林苍祐在将来挑大梁。

（四）1954年，林苍祐响应陈祯禄号召加入马华公会，1975年被赋予领导联盟参加槟州选举而胜出。

（五）1957年，林苍祐被委任为敦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

（六）1957年7月12日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林苍祐代表联盟政府提出槟州州旗和槟州宪法，获得议会一致接纳和通过。这摆明在独立前首席部长人选已是呼之欲出了。

正因为前述原因，林苍祐把王保尼送上了首席部长宝座，而他本身被王保尼委任为州内阁的“资政”，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在东姑与林苍祐的配合下，终于顺利地选出华裔首席部长。这一个开头十分重要，它确定了华人在槟城州的特殊地位，也接受华人主导政治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姑起用梁宇皋担任马六甲州长（本来华社有声音力荐陈祯禄出任州长。大概年事已高，乃由梁宇皋取而代之）。

当时有人认为东姑在这步棋所作的布署是高超与安抚人心，且认为是重视华裔在建国中的贡献。
后来（1959年）梁宇皋辞州长职参加大选，胜出后被委为部长。由那时起，不再有华人出任象征式的首长职。

倒是槟城的例子也在1963年影响了东马的政治布局。那一年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本来也加入其中的新加坡比东马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劳工与移民），情况与槟城有些相似。后来（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退出马来西亚，就只剩沙巴和砂拉越继续以槟城的政治模式操作。

先是沙巴的卡达山族领袖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而领导沙统的慕斯达化出任沙州元首。1964年因唐纳史蒂芬与慕斯达化的斗争，导致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1967年罗思仁竞选失败出局，但在两年多以来，他成为马来西亚第二位华裔首席部长，第一位是槟城的王保尼。

罗思仁落选后，慕斯达化崛起成为沙巴统治强人，直到1976年哈里斯组织人民团结党击败慕斯达化。此时唐纳史蒂芬卷土重来，他虽已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乐，但他是卡达山的民族英雄，则是不争的事实。不幸的他上任不过3个月遇空难逝世，才启开哈里斯的时代。直到1985年，又一位卡达山英雄拜林通过组织团结党一举打败哈里斯，而上台执政成为唐纳史蒂芬的化身。无奈1994年后因议员倒戈相向，拜林政权倒台，转由国阵执政。

1999年在沙巴首长轮任制下，虽然杨德利出任首席部长，但两年后退任，也就再没有华人首长了。2004年后，首长轮任制取消。拜林也只能屈就副首长，和另一位华裔于墨商出任副首长。
至于砂拉越的情况，又与槟城有一点相似。两个地方都曾是左翼政党的大本营。

事缘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砂拉越的国民党领袖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他是达雅人的代表。1966年被中央推翻后，也改由达雅人出任首长，但在1970年政局起了微妙的变化。

这一年正值国家仍处于紧急状态，一场州选改变了砂州政治生态，一向以左翼为斗争旗帜的人民联合党在州选后加入联合政府，与联盟分享政权。一位华裔领袖杨国斯（人联党）出任副首长，他也影响了槟州政局。崛起的林苍祐（民政党）因而对党内分裂，而响应敦拉萨号召，加入联合政府。从此民政已是国阵（1974年联盟的扩大）的一个成员。民政是继承退出政治的社阵（人劳两党组成的）真空而在1969年大选跃居成为执政党。本来槟城是左翼社阵的大本营，就在劳工党杯葛大选后，砂人联党转化了码头，与民政结成“同志兄弟”，今天不幸的形成为难兄难弟。

也是从70年代开始，末兰恼人成为首席部长，先是阿都拉曼时代，后是泰益玛目（他们是土著保守党的领袖），达雅族不断地力争上游也无法成为主流。至于人联党所代表的华裔也因2011年的416失掉了副首席部长，前路不明。

虽然各州的华裔担任领导，政运有所不同，但槟周仍然是不变的华裔主导政权。这一传统也不因政党的改变而有变化，从马华的王保尼到民政的林苍祐和许子根，再到今日行动党的林冠英，他们想挣了华裔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权力的一个制高点。比起沙巴和砂拉越的政治，槟城的政治显得华人的政治权力比较不易被变更。

刊登于2011年9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