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禁令是不必要的 （天下纵横）

首相纳吉说，政府上个月（7月）审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针对净选盟的报导毫无作用，因此政府今后不再审查外国媒体刊登的文章，但如果有关的报导出现错误，则有关媒体必须承担被起诉的后果。

《经济学人》在上个月的期刊内有一篇文章评述7月9的净选盟大集会的活动，而有三个段落遭涂黑墨，结果引起反弹，纳吉也就干脆宣布不再审查了。

我们认为纳吉的做法是明智的，也是符合民主的程序。政府确实不需要对外国报刊采取严厉措施，它不但不能起作用，反而引起国人的好奇而争相找到原文来一览全文。这叫做原本是不经意的平常事，经政府相关部门的大手笔，也就使到更多的人阅读，这是得不偿失的。

其实外国报刊对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批评乃至使用较苛责的字眼是一向来的基调，如果事事将报刊涂墨或抽页，那只能显得政府小气，禁也禁不完的。

当然政府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来使外国报刊在报导上谨慎或实事求是，那就是认为报导涉及虚假或诽谤时又无法获得对方道歉和澄清，可将之诉诸法庭。但这也不是上策。其一是文字官司是最浪费时间；其二久了也事过境迁，继续打官司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可免则免，除非事非得已。

这里姑且举个例子，在2008年3月大选投票前夕，《时代》周刊大篇幅地报导时任首相阿都拉的政绩平淡与私生活的文章，其中有两页被检举而撕掉。结果是308政治海啸把阿都拉给淹没了，这是“弄巧反拙”的例子。

我们再把时间放得久远一些，那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哈迪出了一本书《马来人的困境》，直接斥责东姑领导不力，才造成马来人在经济上的落后。东姑在勃然大怒下，宣布禁止《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但禁令并没有给东姑带来好运，反而被逼提早下台。

虽然马哈迪的著作被禁了，但却官运亨通。在1971年又被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拉回巫统（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更在1974年大选胜利后出任教育部长，一直到1981年成为我国第四任首相（接任第三任首相胡申翁的退休）。也是在这一年，马哈迪的著作又热卖了，禁令也不宣而消失，堂堂首相的著作岂可被列为禁书？

因此错在东姑当年“掩耳盗铃”，以为只要一纸禁令就不再听到马哈迪的改革声，事实上，禁书是有更多人喜欢阅读的，而且它也被敦拉萨推动的“新经济政策”引为参考资料（1971年）。由此可见，禁书的魅力是无法挡的。

在近年而言，也有一个实例可以引用，那就是柯嘉逊在2007年出版的《513—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一书造成的争议（先后出中英文版）。

由于柯嘉逊从英国解密的文件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外国报刊引述使馆官员之谈话，使得本书出现另类的“513”面貌，认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或宫廷政变有关，结果也引起官方和政党的重视。有人建议禁该书的流传，更有人建议也逮捕作者；但也有另外的一方指说这是作者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大可不必过于紧张，无需草木皆兵的。

作者柯嘉逊也疾呼政府不要发出禁令，无妨让资料进行辩论。他的意思是尊重民主和尊重出版自由。

果然政府听取各方忠告后，未对此书采取行动，甚至大方地让作者也出版华文版。结果是一切风平浪静。虽在书坊有不少人问津，但没有造成轰动。这就是说，政府用平常心看待历史事件，人民也会同样以平常心看待这本书。

由此可见，民主与大方是最能兼收并蓄的，所谓有容乃大就是这个意思。但愿我国的自由与民主能在政府的大度下，有进一步的提升，而不是老被批评为一个新闻不甚自由的民主国家。

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旨在说明在互联网的时代，禁令已不管用，涂黑或删页也不是办法，让一切顺其自然。我们相信外国的报刊也会依法评论，应该不会作无的放矢，毕竟它也不想吃官司。

刊登于2011年8月29日《号外周报》第5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