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开天窗的故事 （天下纵横）

近日在香港《明报月刊》阅及一篇文章让我勾起无限的回忆。

文章是引述一名记者对曾敏之的专访内容而揭露了22年前“六四”事件的其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如今由当事人亲自抖出，确实有其“价值”。

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89年“六四”前后），曾敏之是香港《文汇报》的社委常委、代总编辑、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总主笔）、文汇报出版社总编辑及《文艺》周刊主编。因为《文汇报》与《大公报》一向被视为是中共的喉舌，因此任何人担任这个高职是十分敏感的，也要得到上头的批准。

就我们在七八十年代从事华文报的高层来说，与香港的报刊有联系是十分正常的。除了我们所熟知说的《东方日报》、《星岛日报》和《明报》及《华侨日报》外，就是左派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以及《中国新闻社》了。当然，最权威的是香港的新华社。

因为职务的关系，我与《文汇》和《大公》的编辑及记者也来往，主要是交换有关中国的新闻。记忆中曾被介绍认识了《文汇报》的总编辑张云枫及副社长张伯坚，但“六四事件”中的主角，如社长李子诵及代总编辑曾敏之则未曾相识。

整个事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向街头。

4月22日，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有数万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

4月23日，赵紫阳（中共总书记）按原定计划访问朝鲜。

4月24日，由李鹏（总理）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

4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尚昆（国家主席）及李鹏等人，同意他们对天安门的学生集会的“定性”。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指责有关集会和示威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这一下子，罪名可就大了。

4月27日，学生示威队伍扩大。他们坚持是一场“爱国运动”，与当局的“定性”针锋相对。接着下来，双方对峙一段长时间仍无法使局面恢复平静。

5月19日，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李鹏也在场但未发言。同一天晚上，国务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议决采取强硬行动。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情势严峻。

曾敏之在访谈中这样说：“5月20日戒严后，新华社要求写社论宣传政府措施。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四军事件时，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天窗，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揭露、抗议蒋介石的屠杀新四军的阴谋，轰动全国（所指江南一叶，应指新四军首长叶挺事件）。我想效法《新华日报》开天窗的做法。社长李子诵同意我的建议，但我们认为完全空白不好，于是他提出「夫复何言」四个字，而我提「痛心疾首」一词，他同意了。我趁机向张浚生（新华社副社长）请示，他与许家屯（社长）在当时是同情学生请愿的，思想感情相通，在电话上赞成我的「痛心疾首」。”

5月21日，在当天的《文汇报》上，社论一栏是空白的，只有四个字：「痛心疾首」。

报纸出街之后，《文汇报》的高层闯了大祸，但李子诵社长在请辞又不辞之下，根据曾敏之的说法，又有了“新的安排”。即（一）社长的虚位保持；（二）原本的月薪三万余元照付；（三）社长办公室保留；（四）汽车照旧可以派用及（五）全国政协委员名衔保留。

在这之后，李子诵办了几期的《当代》杂志，由于曲高和寡，出了几期，办不下去了。

至于曾敏之，他在访谈中这样说：7月15日，香港《新华社》决定接管《文汇报》，此时有一批员工自动离职，我鉴于形势至此，遂向新华社送去呈辞，即快地获得接纳和批准。

在此之后，曾敏之远赴加拿大，再过一些时日，他又回到香港生活。如今事隔廿多年，也鲜少人提出社论开天窗的故事。但这毕竟是值得一提的大事，因为社论空白，对于一份有使命感的报纸来说是很严重的，也是要自负后果的叛逆行为。

曾敏之虽然已为我们提供“开天窗”的因由，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结论”的呢？也有待当事人继续开讲。

刊登于2011年9月26日《号外周报》第5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