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槟城拉上关系是历史的因果。先是英国在1786年占领槟榔屿，继之英国在1819年控制新加坡，并在1826年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之后借助英国的军力通过马六甲海峡于1840年打响了鸦片战争。两年后（1841年），香港割让予英国。自此之后，槟城的模式被引进香港（如槟岛与威省隔一道海；香港与九龙也隔一道海）。因此这两个城市在早期有所相似是不争的事实。后来香港快步发展，把槟城抛落在后头。
当1997年，中国行使政治权利取回香港时，一个新的政局在香港掀开。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并有一套与中国不同的基本法，以确保香港50年不变，继续走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对香港的“让步”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一国两制”行得通，不但在1999年按此模式收回澳门，也向台湾发出强烈讯息，可用“一国两制”模式，但条件更是宽松促成两岸统一。
不过中国直到目前为止仍无法与台湾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不宁唯是，香港政界与民间也开始鼓噪；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更见港人逢“六四”就有盛大的集会，以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进而要求赋予香港更大的民主。
例如在2003年及2004年的7月1日，各有50万人游行大集会，抗议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颠覆法），且要求特首普选。在重重压力下，董建华于2005年3月卸职。虽然换上曾荫权，但香港政改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反而有“恶化”之势。
最明显的是，在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
根据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非如香港民主派所希望的，允许公民提名。
被选为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可以提名特首候选人，但至少要获得百人支持提名才可以成为候选人。一般上，允许三名合格候选人进行角逐，但只能有一人当选。
在1997年第一届特首的选举，只是由400人组成选委会，结果董建华获大多数票当选。
到了2007年曾荫权角逐连任特首时，选举人已增加至800人。
接着在2012年特首选举时，选举行已再增至1200人，梁振英在三人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尽管在梁振英当选后，香港政学界有要求在2017年直选特首，但仍未获中国人大同意，中国人大认为香港特别行政长官的候选资格仍由1200名委员提名产生，以确保他是一名爱国人士，然后让候选人（一般三人）展开竞选活动，由500万港人投票选出。
正由于人大的议决“不符合”港人的需求，因而在去年出现了一个长时间抗争的占中（即占领中环，也意寓针对中国）运动（由9月28日开始，前后历时79天）。
这场运动在后来也演变成“黄色雨伞”运动，意有所指的要开展颜色革命。
中国对颜色革命是十分敏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及1968年的捷克事件，深深刺痛中国的政局，引致毛泽东格外提防西方搞得“和平演变”。在抵挡中国社会自我变质后，中国依然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如1986年的学潮（主要引爆方励之事件）和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都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极大的压力。在严惩贪污实行民主的口号下，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了比“文革”时期更大的挑战。
当2011年北非突尼斯打响“阿拉伯之春”第一声后，一场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在中东四处蔓延，中国依然不能苟同，也把它视作“颜色革命”。最近中国传媒更是大篇幅把“阿拉伯之春”和“雨伞行动”相提并论，以提醒港人不要陷入颜色革命而给香港带来不安与衰退。
正当港人在占中后对未来有所期待时，香港立法议会又于今年7月2日经过9个小时的辩论“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后，共有28票反对，只有8票赞成。这意味着所谓泛民主派“压倒”迷制派（亲中派）（有杯葛投票之意），也就否决了香港政府代表人大提出的特首选举方案。
有人因此指责泛民主派让港人平白错失投票选特首的权利，因为否决政改方案，等于香港的特首选举将回到2012年的选举法，只由1200名选举人投票产生，而市民是无缘投票的。
就在这个时候，舆论又提出一条新的中间道路，既不亲中，也不反中，而是实事求是地为香港的未来着想。这些支持有限度政改的人认为在2017年特首选举即使“不民主”，但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在2022年特首直选（允许政党派出候选人角逐，目前参加特首提名的不可以具有党派背景）。
究竟“新中间路线”能否成为下来的指导思想，让双方（中方及港方）都有下台阶，也只有各让一步才能看到香港朗朗的明天。
既然港独不可能，而且中国也绝对不会放弃主权（也已将国安法纳入香港）。如果持续针锋相对，对香港弊多于利。因此香港的政派是时候认真思考要怎样的香港？
刊登于2015年7月6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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