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南洋商波》的调查得知，在过去两年来，马来西亚有不下10个乡团（以总会为主要推动者）先后组成了乡会商会、宗亲商会等等。它们所持的理由是中国已经崛起，而且正不遗余力地倡议“一带一路”，希望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动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国家通过海运发展基础建设和多边贸易。因此马来西亚不能落人之后，必须迎头赶上。
从整局来看，这是好的现象，至少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也给不少国家带来好处。如果马来西亚的社团也能通过“会外会”的组织加入“一带一路”，那就更快在经济上分享利益了。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的侨务单位不会鼓励也不会反对通过组织的方式与华团挂钩。因此我们要问一下，这10间乡团已取得什么成果？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也是件美事。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如何与中国接头？怎样接头？也是一门大学问。
我姑且把我所知道的往事与大家分享也不是件坏事。
记得在80年代，当李三春请陈群川下山（辞卸云顶高职，加入马华搞企业活动）时，有许多华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想知道陈群川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原来陈群川是号召整个华人社会团结起来，动用本身有限的资金参加乡团组成的合作社或控股公司。也惟有了大资金，才能在商场上大展拳脚。
在一方面，陈群川也身体力行表明要买下一间大银行，但后来未能获准，只能买下一间小型银行。这也意味着，华人资金不是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还得通过政府的批准才行。
另一个例子，陈群川也通过合作社在全马各地开设分行，收取存款和提供贷款及投资各领域企业，以为“社员”谋福利。
由于开了头，反应十分热烈，马来西亚的乡团也就不落人后的响应陈群川的号召，相继组成控股公司，收购或组成大企业；又通过合作社在全马各地聘请了许多职员。
可惜好景不长，在陈群川于1986年出事后（刚当选国会议员），控股公司及合作也面对压力。加上那一年国际经济状况不佳，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并不是集资钱就能扭转华人的命运。
接着下来，合作社被查封，包括乡会组成的合作社也“遭殃”，因为合作社不是银行，没有权利收取存款，也不可能进行借贷，除非拥有金融执照。
就这样，在80年代控股变成痛苦，凡是有参与过的人都知道这段辛酸史。
至于在今时今日，出现许多商会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中国这么大，侨务活动也频繁，自然乐意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华侨”。而马来西亚华人特多，也不容易挤进目前的商会寻求商机，也只好“自立山头”，才有机会以单位的身份受邀访华。这种“自家人好说话”的传统也就通过乡团来发挥了，可是一旦与利益和金钱挂钩时，问题就复杂起来。例如这些乡团的商会怎样集资（还是只是有钱的领导集资即可）？又怎样做生意？是与国企或民营合作，资金多吗？乡会本身有得利吗？
其实，不少有机会或门路的人早已通过自组公司与中国通商和合资，不必假手乡团商会，反过来通过商团组织或乡团商会来促成合作，利益又归谁呢？万一亏钱，又是由谁承担？怎样个公私两分？
这样看来，各大商会也好，乡团的商会也好，组团访问中国增加了解实情，也不是坏事。但不要让人误会控股（痛苦）之风又吹起了。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号外周报》第848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