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又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在“513”过后，国家的政治并没有除掉种族的藩篱。在市面上出现了“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身份。当这种的论调被强调时，我们很难阻止政党发表带有宗族性的言论。在槟城的言论又成了另一个“明显”的理局面
当年（1990年）选举过后槟州议会出现巫统12席、民政7席及行动党14席，而马华又归零。此时，人们也预期巫统会以议席之多出任首席部长，但马哈迪不这样想，因为他知道槟城一向来都是由华人掌权，而且华人议席也是居少，不能因巫统议席多就改变政局。于是他派安华与民政党商议，请它们提名首席部长的人选。民政经过讨论后，提出一个看来不是很重要但又是很关键的建议。当时身为槟州民政联委会主席的陈锦华建议由许子根但任首席部长后，也应该把槟岛市议会的主席权让给民政党人担任。只有这样，民政才能“实至名归”成为执政党人（至于威省则仍由巫统人把持）。原来一切涉及民生的问题全归市议会管，人民每天都生活在市议会的监管下，州政府则是只管大事和重要事，有必要时才过问市议会之施政。
这样的建议无疑是让民政“如虎添翼”，可有效地发挥执政作用，而且由政治人物（而非公务员）担任主席，他（她）需要向人负责和交待，不是只向首席部长负责。
结果在马哈迪允应后也遂了陈锦华的心愿，当起市议会主席，其地位和权力远比行政议员大，而且经常被人尊称为“市长”，也真是风光十足。
在当年，有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陈锦华是票选的槟州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是中央的副主席，在槟州党务上也就由陈建华当权；但在政务上又是许子根排第一。
由于民政把持两个重要职位（首席部长和市议会主席），在下来的大选，也真的成了林吉祥的克星。
对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种族有关的。当年市面就传出行动党执不了政后，极可能归巫统掌管槟州。这样的带有种族情绪和不安的心态也在后来严重地影响选民对反对党的看法。
在华人首席部长不能失及“没有实权也好过不是华人当首长”的心态下，在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行动党都输得不清不楚，只剩下一名州议员。这说明了选民所持的政治心态是很重要的。
我们且引用2014年安顺补选来说明。如果当年派丘光耀出征，也许行动党有机会保住议席，但林吉祥为了证明行动党已在转型，也就大胆地起用黛安娜（马来候选人）代表行动党上阵。他是希望能打破其他种族对行动党的偏见，让马来人也能在行动党内探出头来。
其实，无可否认的，行动党打从一开始（1969年大选）就有派马来候选人上阵，且有中选为议员的，但就是改不了外界的印象。
远的不说，就以1990年的大选为例，新辟的峇央峇鲁国席是以华人为多，也由国阵分配给马华，但行动党为了“证明”华人也能接受马来人，也就派副主席，职工领袖阿末诺上阵，结果他击败马华的许岳金，成了行动党的“新战果”。及至2013年，行动党又派查里尔（前教育部长佐哈里之儿子）上阵升旗山，也取得胜利。但这只能说明华人选民对不同种族候选人（少数）是不大在意的。也因为有了第三次的合作（公正党、行动党与伊党组成松弛合作，但各自出发，只是不演出三角战），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啸改变了政局。
为什么槟州选民在过去不敢拿华人首席部长来赌注，而在2008年又敢“孤注一掷”？那是因为选民看到改变的到来，而且即使改朝换代也换不掉华人首席部长。
这就是说，政党的合作要有其他种族的代表性，如果没有阵地而夸说代表所有种族，那也是在制造笑话。今天反对党中也有各种族代表的政党与国阵的代表性不相上下，这说明了独立60年了，种族政治依然是重要的政治导向。
为此廖中莱提出“华裔市长论”虽不容易实现，但也对争取华人的支持有所帮助。因此黄书琪的所谓委华裔市长可能是傀儡论是过于武断的。我查看她的选区（柔佛士乃州议席）有65%的华人，也就是说他是靠华人支持上台的。如果她能够在柔佛一个城市争取到华裔出任市长，可算是一件喜事。这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华人要有机会分享政治与行政权力。正如华裔社会一直希望公立大学能有一位华裔出任大学校长（第一把手），可是仍然没有，不知黄议员有何想法？
以此推论，如果黄书琪认为槟城的首席部长不一定是华人来做并将之化为下届大选的口号，那绝对是负面的效应，行动党也绝不会拆掉华人的政治象征，不知黄议员以为然否。
（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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