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黄金十年”的考验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于1月31日至2月2日对中国的官式访问进一步揭示了英国将深化两国在2015年建构的“黄金时代”。

有关的“黄金时代”是英国环境乡村事务部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特里斯于2015年正月应邀访华时与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签署农业合作备忘录后拉开序幕。不但随后英国的财政大臣欧斯邦同意加入亚投行成为会员，且在同年9月应邀访华时强调“英国必须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贸易伙伴”，而他正在执行首相卡梅伦的政策。当年同行的重要人物尚包括财政部的国务大臣奥尼尔、商务大臣贾维德、气候与能源大臣鲁德及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后者在演说时认为中国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而中英双方有机会创造“黄金十年”。

接着代表团的团长欧斯邦财长也历史性的首访中国内陆省市（四川的成都与新疆的乌鲁木齐）。当时他顺便称赞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的构思，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此外，这位财长的思路是要使英国成为人民币交易的中心之一，也支持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根据中国规划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中，是起自东边的广州再往西直达欧洲，间中经过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河内、吉隆坡、雅加达、加尔各答、德墨兰、非洲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和鹿特丹等。

即便当时欧斯邦对一带一路有所认同和支持，但在2016年继任成为首相的特里莎·梅就未在最近访华时给予明确的承诺，因此看来中国尚需时间“说服”英国成为第一个公开支持“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其实，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10月访问英国时，就顺应时机回应英方提出的中英“黄金时代”已降临，他希望两国开启持久、开放及共赢的中英关系。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宣布两国建立全球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昔日的“对手”已转变成共同利益的朋友。这对习近平的未来领导也是十分重要的突破。

虽然中英在2015年后关系已有显著改变，不因达赖喇嘛较早时被卡梅伦首相接见而错失了合作的良。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英国的“脱欧”如今被指责本身是始作俑者，因为在2016年举行的所谓“公投”是英方自己搞的，以通过人民的支持来脱离欧盟。这种“硬着陆”的办法如果得逞，则会引起“骨牌效应”，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有样学样，结果是欧盟瓦解了，又再回到“四分五裂”和在十八世纪以来就因争夺海外资源和殖民地而陷入的战争。换句话说，若此悲剧应验，欧洲将跌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原本卡梅伦也认为“公投”是向欧盟展示民众的意见，即使有40%持脱欧立场也无所谓，未想竟是超过50%（2016年6月宣布公投结果）。

这样一来整个布局被打乱了，英国人民也感到迷茫，除了卡梅伦被逼辞职外（因他表明是支持“留欧”的），也就把政途“输掉”了，换上特里莎·梅上台。

但这位新首相以为选民会像“公投”那样热情脱欧，所以大胆举行大选，以巩固其政权。岂知选举结果她才知道原来支持与反对脱欧的是一半对一半，似乎不相上下，无形中给梅首相一个大难题。例如在面对与欧盟谈判时，欧盟提出600亿英镑的分手费（或500亿欧元的分手费）。这庞大的代价目的在于杀鸡儆猴，以警告其他会员国不要轻举妄动。

由于梅首相认为索求过高，反建议付200亿欧元分手费。这意味着双方差距甚大，英国也很可能不能在2019年完成脱欧程序。其结果是英国陷入进退维谷，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也被搞砸，其中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美元无端端再升值，欧元和英镑则相应贬值，连带也连累人民币的波动和面对贬值的压力。

有舆论指出，最后英国可能被逼付出500亿欧元分手费，但梅首相能否承受得住就不得而知。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最近与英国签署90亿英镑的订单，对英国的经济还是有所帮助的，但对中国的整体经济也只是占了3.5%。以这样的比例对中国而言，是可以应付的。与此同时中国还是放眼它与欧盟的合作，毕竟27个国家才是核心的利益所在；尤其是最近美国不断叫嚣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者，更促成中国与欧盟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与东盟强化关系，用以抵消美国的包围压力。

至于香港未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迫切的，因为一国两制已成型，“港独”是难有作为的。反而是台湾的问题给中国带来一些棘手；尤其是最近有消息称与台湾有关系者一向以来对北韩进行贸易，理由是台湾非联合国会员，无需接受联合国的约束。从而在间接上，向美国施压支持台湾申请入联合国。这对中国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当今的险峻形势下，中国战略的调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改，而且也不能相信美国不会先发制人。

对习近平而言，今后的5年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朝向小康社会的成败期（2021年建党100周年）；也是迈向另一个建国百年（2049年）成为先进国的必要奠石。

刊登于2018年2月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