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前(1989年)的5月4日,我们(联合报业集团)接手了“沉睡”三年有余的《星槟日报》(即通过投标买下了《星槟日报》内的资产,包括印刷机、排字房及大大小小的桌椅与资料室等)(《星槟日报》于1986年9月29日起停刊,在1989年5月4日由联合报业集团复刊。后因缺乏资金,在1989年12月再次停刊,《星槟日报》从此与世隔绝了)。
在复刊的那一天(原本我们是订在2月初复刊,但因面对星槟雇员合作社入禀法院,追讨《星槟日报》所欠的40万令吉,也就被迫押后出版),我写了一篇社论:“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回顾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何改变中国和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命运。
转眼间,30年过去了,今年(2019年)又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一百年间,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移民海外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最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也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也带来了政治醒觉。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这是有其远近因的。远因是指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陷入思想混乱时期。先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从法国和日本传入中国,后是苏联的无政府主义之父克鲁泡特金再将其学说传入中国,再从中国转入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刘师培、刘真复及吴稚辉等人于1912年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继后又于1914年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后来在1917年来自中国的吴钝民(永春人)(随后大批永春人来马定居与他有关)来到吉隆坡,也就在1918年说服国民党人联合投资出版《益群日报》,由他担任主编。此时,他积极宣扬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
1919年吴钝民被英政府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有尊孔中学校长宋木林及另外4人,史称“六君子事件”。由于这批人被英政府视为“危险人物”,也就在这一年将他们遣返中国。虽然吴钝民在马来亚只逗留短短的两年时间,但他的反英反日的言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位曾留学日本的才子对于“五四”运动中学生反日本接管山东的权益给予支持。他因而在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是无国界、无政府和无阶级论的。
不过在吴钝民之后,接替其位的主编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吴天囚、陈璧禅、潘四仔、林即珊、刘克非、苏仲明(苏虾)及刘贵天,这份报纸于1936年才停刊。
至于“五四”运动的近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4-1918),因为胜利者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巴黎和会上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拥有的领土、铁路、矿山及海底电缆权一概移交给日本,引发中国大学生十分不满和愤慨。
较早前,日本与袁世凯(窃国大盗)的北洋政府早已签下第21条卖国条款。也让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但人民的要求被置之不理,约5000余名的北京大学学生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通过宣言沉痛指出“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西路之冲,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手。
真是始料未及,全中国人民也动了起来,连同海外的华人也加入抗议行列。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孕育了新文化新思潮和新方向。
其中最明显的是通过“五四”运动和1917年苏联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人物有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从此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札根,无政府主义不得不让位。
与此同时,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唤醒海外的马新华人介入政治运动。如果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9年)并未大规模地动员马新华人介入革命行列,那么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则是影响马新华人对本土政治产生兴趣。这当然也与康有为(1898-1911)流亡马新等地。他一生主张保皇,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但在思想分歧下,他和孙中山在马新鼓起兴学办报的热潮。
孙中山(1905-1911)流落马新,他坚信只有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才有希望。因此通过与康有为的斗争,马新也带入了中国的新文化(白话文)及新思想。
随着“五四”运动带来的冲击,马新华人社会自觉和自发性地开创华校,也引进新式教育,用以取代落伍的私塾教育。
根据记录,1903年之前马新私塾有115间,设备十分简陋,也缺乏师资,教授的俱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古文等。直到1903年后才有新式华校从中国引进。
例如东马的乐育小学及中两小学(1903年创立)及西马的中华小学(1904年)。到了1919年,华校如雨后春笋在马新遍地开花。因此今年有不少华校庆祝百年庆典,也正住了“五四”运动带来的百年文化传承,历久不衰。
根据官方的记录,在1921年时,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和马来属邦(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共有252间华校。在1924年时,更是翻一倍,达到564间。学生人数共有27,476名,教师1257名。到了1938年时,马新华校突破千间,其中有3间中学,即新加坡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及槟城钟灵中学。
巧合的是,中国在1920年推出教育改革,鼓励学校用普通话教学,但也不阻止方言教学。
马新的华校选择用普通话教学。方言学校只是短暂生存,而后就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马新的华人讲的普通话比较标准,不似香港一开始就用广东话教学,因此普通话倒不流行。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才使到普通话普及起来。
当一边厢中国对教育进行改革和实施登记制时,马新的英政府也在1920年推出华校注册法令,凡是超过10名学生的学校就要向英政府报备。此举是防止共产思想和共产分子在华校内活动。
虽然有此条例,但华人总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办起越来越多的华校,甚至政府不给津贴,华文独立学校也一样挺拔成长,成为华文教育在中国海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所有这一切是与“五四”运动分不开的。因此配合“五四”不但是不应该的,而且要让世世代代知道“五四”,让他们知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字是艺术的结晶。
刊登于2019年4月15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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