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当中美贸易战升级到科技战时，已显现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和不能“和平共存”的文明冲突，也因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封锁中国，让它陷于孤立之中。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也在今年5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共有47个国家以及涉及教育、影视、智库、媒体、旅游等领域的代表约2000余人与盛。除了有对话会外，还有文化嘉年华会及亚洲文明周等节目，会中，达成的共识是对亚洲文明的肯定和发扬，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各种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及共同发展。不同文明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共鉴，以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

这份定名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表的《北京共识》的公报也进一步指出，亚洲和国际社会应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合作，在人文、社会和民意基础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对话会开幕时也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他总结说：“今日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更是世界之中国”。

另外，在公报中也提及将与联合国文教科组织合作推动“丝绸之路年青学者资助计划”及与东南亚非政府组织签署推动“亚洲美食文化联盟战略”等。

这场别具一格的“文明大会”旨在驳斥和批判美国所鼓吹的“文明冲突论”。因此通过亚洲代表向西方世界发出呼吁，是希望特朗普也能听到另一边的理念，“文明的共存”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近30年来不变的外交政策，也是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一大“创见”，他认为世界的纷乱与冲突皆因不同的文明引发的。因而将文明分成八大块，其中在亚洲就存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五种文明。

及后亨廷顿又将之区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两大块，且在字里行间将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挂钩。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要纳入西方文明，并追随西方所推动的民主与自由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就是先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于1872年发表以来；尤其是列宁于1917年在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美国就不曾对共产国家有好感，更是欲除之而后快。直到1989年苏联瓦解及加盟共和国自我独立和东欧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后，美国就不再担心会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与之对抗。

虽然在苏联解体（1989年）的同一年，中国也发生举世关注的“六四事件”。这对美国来说，是改变中国的大好机会；但令美国及西方国家失望的是，中国不但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在解除天安门的示威后，也没有停止“改革开放”的脚步。在1992年邓小平再南巡时，他发出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的指示。于是中国又朝向新一轮“改头换面”。

也是在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拉丁美洲陷入经济困境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是美国的大后院，一旦陷入动荡不安，将影响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通过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一个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国的财政部官员、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局的代表等。结果威廉姆森就撰了一个新名词叫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十大政策主张在后来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要相关国家减少赤字，加强财政约束；实行金融自由化，最终由市场决定利率；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解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当管制及立法保护产权。

 不过因为“华盛顿共识”在推行的过程中，把手段和目的混淆，终于得不到很好的效果。例如私有化、自由化和财政稳定只是手段；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才是目的。但当手段变成了目的，政策就被扭曲了。

这意味着，当自由化之后若缺乏政府的管制，就会造成政策的流弊和漏洞，也就使到“华盛顿共识”产生不了效用，才有后来的“后华盛顿共识”，进而演变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了。

12年后，也就是2002年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1/4世纪，被广泛认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作出批判。他说：“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并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对美国金融利益集团有狭隘的利益，而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个集团认定必须对中国市场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

他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实业发展和直接投资，并不需要金融市场自由化。

两年之后，即2004年，英国著名学者乔舒亚·库柏·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正式发表“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

他的立论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要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对此，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中国人成功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划。”

因为效果明显，“北京共识”也被称为“中国模式”。例如在历史上许多异族入侵者被中国同化，也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实现“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的新路。

相对来说，“华盛顿共识”也被称为“拉美模式”。在初期它似乎被视为是“灵丹妙药”，给了拉美国家走向复兴的机会，但在12年后（2002年），“华盛顿共识”被证明是一颗苦果，被拉美国家、俄罗斯及亚洲的一些国家证明带来了灾难的后果。

2006年，前德国总理施密特明确指出，“北京共识”已取代了“华盛顿共识”。而且他反对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如果各国能像中国采取谨慎脚步，天下就少一些冲突，多一些和平。

2009年，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第二年，《华盛顿邮报》也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已渐被取代了。今天“北京共识”再被抬出，目的是要告诉特朗普，文明之间不一定要冲突和战争；文明的不同也是可以相互交流和辉映的，没有必要引发战争，但特朗普听得进去吗？

刊登于2019年5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