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个月前接获消息，马华早期左翼作家贺巾已于2019年6月22日在合艾逝世，终年84岁。悼念之余，往事又历历在目。这不单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留下不灭的印记。
故事从1953年开始。这一年新加坡的左翼份子借一位女学生（16岁）庄玉珍被奸杀事件掀起了“反黄运动”，随后形成波澜壮阔的阵容排山倒海而来，进而把矛头指向英殖民主义者纵容情色文化大行其道，导致道德沦丧。就这样，当时陷入低潮的左翼阵线又重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统一阵线。
在这时期，有三位年青的写作者通过文学创作，不期而遇地走在一起，吹起了斗争的号角，他们成了学运的急先锋。
第一位是贺巾（1935-2019），我是在合艾认识的（2009年），原名林金泉。1935年出生于新加坡。先后曾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受教育。他在1953年发表《青春曲》短篇小说而成名；更在1955年创作《沈郁兰同学》一文，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1960年他创作了《小茅屋》短篇小说，反映出他已经“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心态，开始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表达他的无产阶级思想。
自此之后，贺巾走进乡村生活，当起农村华校的“老师”。后来因风声过紧，贺巾远走廖内，又辗转到印尼生活十余年，直到80年代初期才离开印尼，潜入马泰边境加入马共，担任马共的“马来亚民主之声”电台的撰稿人和播报员。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大部分的马共成员返回马来西亚，但身为新加坡人的贺巾却回不了家，因为他没有向政府交待和留下“自白书”，也就被安置在勿洞的和平村。后来因其儿子关系，移居合艾，直到逝世。他的下一代，已没有参加革命，可谓事业有成。
他的最新著作《巨浪》（自传式长篇小说）（中英文版），人物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
第二位我认识的是马阳。原名蒋明元，1938年生于居銮。1958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也被扣留几个月。释放后到新加坡落脚。此时他出版《山民曲诗集》（1958年9月），因被指触及煽动和颠覆法令而被控上法庭。
这宗莫名其妙的“文字案”因诗中有如下的字句而被视为“犯法”：
“天有红云出太阳，红红的太阳不落岗”
最后法官判其无罪。
不过，马阳另一个轰动文坛的事件是在1961年出版的《沙河岸上的恋歌》，先后出六版，销售逾万本，打破了文学创作在马新的纪录。这部小说的评价虽不高（方修语），但它的销量惊人，反映了华校生对“学运偶像”的迷恋和追求。好像今时的“追星一族”，有时也狂热到极点。
马阳在出版《沙》小说后的第二年，即赴中国居住，旋在华侨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学校长及县侨联会主席及《华夏》杂志主编。
第三位则是在新加坡认识的原甸（2005年）。他原名林佑璋，1940年出生。1946年随家人来新定居；1955年进入华侨中学；1957年转入中正中学。
1960年，他发表了“不朽”诗作《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竟然成为新加坡各个华校和文娱团体朗诵的热门节目。当他在1962年结集出版诗集《青春的哭泣》时，内中就有其成名作“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请胶山海洋矿藏不要喧闹
风雨来了大海不会再平静
人民醒了万宝山不会再凄凉
原甸的名声跟随这首诗作红遍马新两地。
1964年，原甸为避开被追捕的命运，选择赴中国。虽然他曾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有过书信往来，但无法为他打通进入中国大学的门槛。
1966年文革声响起，原甸发现不对劲，乃在1966年转入澳门和香港两地，一度成为“沙爹诗人”。这是因为落难的他被迫卖沙爹谋生，直到1984年被允许回国。他曾在《联合晚报》工作，现已退休多年，不时有发表作品，他的探索三部曲《重振、奉献、活祭》写尽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刘再复教授形容他的小说成就不逊于他的诗歌）。
如今屈指算来，这三位文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成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红旗手，而且影响面之宽和年代之久（历时30年），真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也成了左翼统战年代的其中一个标记。
刊登于2019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