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土权党（Putra）的副主席凯鲁阿占于1月6日在推文说，他在接到家长的投诉后，致函蒲种国中一校校长罗哈妮投诉其学校对华人新年的装饰过度。结果在隔天获校长解释，说她事先并未获得咨询，她也已就此事作出责备和劝请“涉及单位”拿下装饰品。
后是再隔一天，即1月8日，以副首相旺阿兹莎为首及另6名正副部长联袂到学校查问情况，并在下午时分重挂11个大红灯笼在校内。
旺阿兹莎是在内阁会议后代表政府表达支持多元文化，但没有采取行动对付相关人士。教育部也对校方的解释表示满意。
耐人寻味的是，凯鲁阿占在被警方问话后面对媒体时，打手势呈V字，似乎表示“胜利”。他是指在内阁会议中他的名字被提起15次，似乎“引以为荣”。同时他也说，他日后还是会挑起课题来谈。
必须澄清的是，所谓“土权党”是依布拉欣阿里从“土著权威机构”转化而来，党主席仍是依布拉欣阿里，不时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但这个党与马哈迪首相组成的“土团党”是两码事。
另一方面近日有视频热传一名马来少女慕丝蒂卡在短片中用华语提及她为什么要进华校？这是因为她的外公认为马来人也应该懂华人的语言，这还不够，同时要更进一步去了解华人文化。
在中学毕业后，她到上海念中医学，以钻研中华文化的精髓。从“黄帝内经”开始，她不但掌握中医学，而且对博大精深的华人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她也认为中医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包含历史、哲学和语文等。
就我了解，当下已有近18%的非华裔在我国华文小学上课，人数有10万名左右，而且有迹象显示非华裔学生会越来越多。
此外，据我数年前在北京访问时，也见到不少马来学生在北京华文学院就读，其中包括由玛拉保送的学生。
如果有一天，这些在中国留学的或在其他大学学成的马来学生的学历都符合担任校长的资格。他们是否够可以成为小学或中学的校长？
有人为此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余，而是严肃的：如果在语文认识上没有问题，但对华人文化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他们如何在节目中推广中华文化？打个比喻，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等就是一个较为传统的问题，非华裔不理解情有可原，但一旦当了校长或学校高职，而校内又有不少华裔学生，学校要不要放假，准不准庆祝或纪念就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
换句话说，学习中华文字得与学习华文文化并进，否则进入不了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
举例而言，在最初的世界宇宙之大和太空的奥妙都不是古人所能理解，只能求取天人合一或把皇帝当成“天子”（上天的儿子）来联系天和地。
可是在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廷顿的眼中，文化和文明是一码事，两者是分不开的。
同样的，在中国的土大夫和大学士乃至哲人看来，中国文化分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我们还得把其不同处分辨出来。
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农林中传衍的。”
可以这么说，小传统多夹在大传统中。当小传统在民间过了三代还在流传，就可以书写成文字而提升为大传统了。
反过来，民间的小传统也可被上层吸收成为大传统，如端午节转成对屈原的崇敬。而上层的大传统也可以渗透到下层，如“弟子规”当下已被普及化。
不论是文字流传的大传统，比如儒家、道家、法家或忠孝仁义等学说，还是口传的小传统文化，它们是相伴相形同步成长的。即便有些节日在早期有宗教的成份，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传统的节日了，比如春节就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对节日的喜庆也可不带宗教色彩。为什么大红灯笼不能高高挂呢？
就是因为有人对传统的曲解才会“见红就反”，正好比在六七年代将春代表光明和红色代表斗争和革命一样地被夸大。
因此不让宗教观念偏执，不让任何宗教存有误解，更不能将节日夸大其宗教色彩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在多元种族国家中，多元文化放射的光彩岂不是让文明变得更加璀璨？对此我们还是支持和赞成不同的种族除了学习不同的语文外，还要学习这个语文带出的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这对铸造一个相互容忍的社会是更为重要的基石。
刊登于2020年1月15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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