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玉vs.梁宇皋
本期要讲的人物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年轻的一代人的印象可能比较模糊，甚至也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不过，凡是华人或说热爱华文教育的人，不可能也不可以对他们的事迹一无所知。因此重挑起六十年代的口诛笔伐，却是很有意义的。
这之中也引出一些花边新闻，也让人啧啧称奇。
第一位主人翁是被誉为华教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终年84岁。“华教斗士”这个封号是华社所推荐的。直到今天已是一甲子（60年），人们还是这样赞美他的伟大精神。他之所以被封为华教斗士是因为60年代他“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保住华校的根基不被连根拔起。所以被华社形容为华教第一人。
这位教书先生出生于1901年的福建永春。1919年入集美学校师范部念书。1925年因时局动乱，林连玉来到马来亚任教职，旋后转到印尼爪哇教书。
1931年他又回到马来亚执教鞭，而在1935年进入尊孔学校服务。日治时期（1942-1945）只得在巴生饲猪为生。战后又复出主持尊孔复校工作。
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成立。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也推动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
1954年正式被推举为教总主席，向英殖民政府推出的教育白皮书作抗争，并要求列华语华文为国家的官方语文之一，但不得要领。
1955年，马来亚举行独立前的普选，以朝向自治邦。此时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1954年成立）接见林连玉代表团，前者承诺一旦胜选，联盟将检查英政府留下的教育政策。
在大选前夕，林连玉也是迫于无奈将教总带进政治，期望通过政治力量来改变华教的命运。
这一重要的会议是在马六甲陈祯禄的住家举行，东姑希望华社支持联盟取得大胜而组成自治邦政府，这样他就可以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来拟定一部新的教育政策。
果然联盟在狂胜下，东姑（首相）于1956年成立拉萨教育检讨委员会，以教长拉萨为主席，成员中有林苍祐等。这份报告书在1956年出笼。它除了确定华校可以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外，也保证母语教育得以在各源流中学推行。
这之中有一条最后目标是准备将来在全国的学校实施的。在华社及林连玉反对下，有关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条文未被列入报告书。当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也同样未改变原有的精神。
1954年，在林连玉的推动下成立董总，且在同年与马华合组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和教总）。
1956年时，槟城钟灵中学静悄悄地与教育部达成协议，接受津贴而成为全马第一间被改制的华文中学。此时拉萨教育报告书尚未生效，但钟灵可依据殖民地时的教育法令申请津贴。
在风声走漏后，钟灵学生群起反对，罢课与游行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正因为钟灵开了缺口，在翌年（1957年）其它华文中学也起而响应和支援钟灵学生。
这一场出其不意的运动也很快波及全马的华文中学，因而在1957年的11月14日的学潮成了华校抗争的第一个巨响。
在那年，除了钟灵之外，尚有芙蓉的振华中学也接受改制。
此时刚独立的马来亚正酝酿如何再次改变教育政策，以抑制华校生的进一步斗争。
1960年，政府成立了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其中有三名华人代表，他们是梁宇皋、王保尼与许金龙（林苍祐已在1960年辞马华总会长职，并在1961年退出马华，因此他已不代表马华参与任何运动）。
正是在1960年，政府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教的命运。所有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小学都要改制成国民型小学。所谓国民型即是政府并没有改变各源流的原有教学媒介语，但所有师资及学生概由教育部分配，并由政府发出薪水。
同时，所有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之前提供独立的校舍办学，不能如同过去的“寄人篱下”，或在会馆或社团上课。
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要在1962年之前决定要成为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前者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学，后者尚可自由教学，但要遵守教育条例）。
在这方面，反对最激烈的是教总主席林连玉。他除了大骂钟灵校长汪永年出卖华教之外，也把气全发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另一个主角梁宇皋。他与林连玉的骂战几乎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是因教育问题而起争执，但后来也因教育走完一生。
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他是在江沙出生的，可以被称为峇峇。年幼时在广州受教育。13岁时回马来亚，进入槟城的圣芳济学校念书。1908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前往伦敦大学深造。1912年考获法学士，在1914年又考获理学士。直到1921年在英国考获律师执照，回到马来亚执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应是响应陈璧君的鼓励）。在1932年，梁宇皋前往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及云南省富海县的县官，兼任富田省立银行富海县分行经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宇皋出任中国部队的联络官，官衔为少将，职务也是驻缅英军的情报官。他后来因涉嫌为日军进行谍报工作而遭中国当局拘捕。一共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为自己洗脱罪名而再被委为英军及美军驻缅的联络官。
战后，梁宇皋曾访问美国短时间，但在1946年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
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梁宇皋在中国究竟在做什么？
当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是为“九一八”事变。翌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前者出任军事委员长，后者则出任行政院长。
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恢复权力的汪精卫也因其夫人陈璧君的关系，同意将梁宇皋调到中国任职。梁宇皋与陈璧君原已定终身，他们是表兄妹。
陈璧君（1891-1959）原名冰如，乳名环。其父陈耕基是当地的一名商人，住在槟城牛干冬，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也是爱热闹的女人，常与其女在一起。
由于汪精卫为孙中山的革命四处奔波，而在1907年来到槟城宣传革命。当中有一位少女（因长得胖，人称“肥环”，而实际上她也不是美少女）却偏偏对精卫情有独钟。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自然对他一见倾心，经常打听汪精卫在哪里演讲，而她从不缺场。也因为这样，她加入了同盟会。巧合的是，梁宇皋基本上与她是同一时期加入同盟会，如果不是受陈璧君的影响，那就是他有革命之情，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就是此时，汪精卫主持的《中兴日报》面对经济短缺，也就得到陈璧君的慷慨解囊。
不过陈璧君已有婚约，其未婚夫就是梁宇皋。于是在陈的坚持下，她与梁解除婚约。在后者答应下，除铭感五中外，她也在后来在中国得意时，不忘把表哥梁宇皋接到中国当官。
另一方面，汪精卫也是被兄长订了婚事，其未婚妻是刘氏，但常年在外漂泊的汪便向兄长提议与刘氏解除婚约。于是汪陈两人又恢复自由身（在槟城时，汪住在南天酒店，与陈璧君的家不过是一遥之隔）。
1909年时，汪精卫回到日本，陈璧君也到日本留学。
1910年，汪精卫萌起刺杀摄政王戴沣的念头，结果失败。汪被判无期徒刑，陈则不离不弃，想方设法解救汪精卫。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倒台，汪精卫获得释放，乃在1912年在广州与陈璧君完婚。
婚后夫妇去了法国，翌年又回到中国，致力巩固中华民国政府。
陈璧君在一个时期也拥有控制广东地盘的势力，因此把梁宇皋调来成为帮手，也不失为好办法。
1939年，汪精卫叛变，投向日军，建立汪伪政权。但在1944年因汪的逝世而消失，留下一生的骂名。
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事：已故林苍祐曾经对我说，他在1944年从英国直飞重庆是应梁宇皋的邀请，那时梁好像是教育司长，与林随行的还有另外三人。在重庆安顿后，林苍祐也成了陈诚（总参谋长，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医官。1947年回到槟城。
梁宇皋则是在1946年离开中国，因此林连玉所说的梁与汪有亲戚关系，大概指的是梁与陈属于表哥与表妹的关系。
回到怡保后，梁宇皋于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为立法议员，并在隔年（1949年）参加组建马华公会。
他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后，他被委任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但这个时期，林苍祐已不在马华公会，马华进入了陈修信的时代。原本有意要争夺总会长的梁宇皋却因被林连玉骂得狗血淋头，而失去问鼎马华总会长的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林连玉与梁宇皋的骂战导因于达立教育报告书，他曾责备马华公会派出的三人，另两位是王保尼和许金龙，他们根本不是搞教育的，却弄出一本“克华”的报告书。
因为除了学制及媒介语改变外，连董事会也改组，政府只承认国民型的中小学只能有15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他多出来的成员则不在官方的名单内。
根据当时的实况，马来西亚共有71间华文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制，仅剩16间保持独立中学。这意味着林连玉的斗争只取得1/3的成功，有2/3的中学随改制而去。
林连玉对这份报告书大为不满，也极力反对，认为华教地位不保，却偏偏遇上梁宇皋为报告书大作辩护。
因为两人的骂战不断升级，林连玉形容梁宇皋为民族败类；而梁宇皋则反讽林连玉为牛油和面包而大事攻击政府。
1959年，因林苍祐的离去及董教总与马华公会闹翻，所谓三大机构组织也进入冬眠状态。
另一方面，改制的中学后来也由55间增加到目前的81间，独立中学虽有分校之设，也不等于数目的增加。当下独中共有60间，理应受到保护。
梁宇皋也为政府的政策做出辩护，他指出国家有两大危机，其一是赤色的暴力革命及颠覆活动；其二是民族间的破裂与冲突。
在1961年，林连玉应邀到南洋大学演讲，他单刀直入地指责达立报告书一旦实施，华教未来不保。
因为林连玉的讲话是直接地反驳，就有了下句的名言，他说：“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是人。”
另外，林连玉的名言是掷地有声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但也因为他的不屈服和不妥协的立场，终于在1961年8月14日被吊销教师准证及8月19日被褫夺公民权。
这场长命官司最后打到伦敦的枢密院。结果是林连玉败下阵来。
但林连玉在被褫夺公民权后留下血与泪的告白书（1961年12月7日）：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刊登于2020年10月31日、11月7日及11月14日《新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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