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决战慕尤丁

刚过去的2020年是马来西亚陷入黑暗的一年，不但新冠肺炎（Covid-19）日益恶化，而且政治上的斗争更是此起彼落，日新月异。

当转入2021年时，情况变得更糟。例如根据卫生部截至1月18日的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共3306宗，死亡人数共达605人。前前后后，共有161740宗的确诊病例，形势不容乐观。在过去一周，每天都是四位数，最高是在1月17日，共有4029宗确诊病例。截至1月17日，有205人在紧急病室救济，到了1月18日已增至240人。照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马来西亚的病例在不久后就会飙升至20万例，死亡人数也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这是进入第三波的疫情，形势比2020年更为严峻。因此政府在2021年1月12日宣布疫情严重的州属实施回行管令（MCO）直到1月26日。过后政府会否延长限制令尚得视局势而定。

基本上，这次的行管令与前次的行管令并无两样，不过警方也不再处处设路障，调查往来车辆与行人。连日来在行动管制令下，市场显得冷冷清清，了无生气，许多靠买卖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有人因此抱怨，若是再继续管制下去，恐怕会有更多家庭开不了锅，其中小贩行业更是叫苦连天。

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又获准颁布紧急状态至今年8月1日。

究竟什么是紧急状态？为什么有了MCO后，又要紧急法令？这得从历史说起。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在同年的6月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在于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用以查封左翼政团，也大加逮捕左翼人士，更有多人被遣送回中国。

这就是说，英殖民政府动用紧急法令是为了打击左翼运动，包括马共在内。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操作是为反共剿共而设的。

相关法令前后实施12年（1948-1960）。在1960年时，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才在国会提出解除紧急状态，即意味着马来亚不再实施紧急法令了，而改用另一道法令，称为内部安全法令（ISA） 取而代之。

其后政府也有动用过紧急法令应对危机。比如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印尼总统苏卡诺发起“粉粹马来西亚运动”，偶有军事冲突，国家也因之进入紧急状态。但在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后，苏卡诺大权旁落，也就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紧急状态也因此取消。这种在国与国的对峙下，实施紧急法令被认为是政治安全大过天。

在1969年时，马来西亚不幸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有鉴于事态严重，国家旋即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另立“行动委员会”，取代首相东姑权力。经过一年有余的半军管控制后，已升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在1971年宣布解除紧急法令。

在佈满阴霾的年代，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嘎然而止，国会也停止召开，以致在1970年出炉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无需要在国会通过，而是由“行动委员会”搞定。

在当时，身为巫统第二号人物，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敦伊斯迈形容这次的紧急状态的实施意味着“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只因这是种族政治带来的结果。这就是说，连国家领袖也不赞同动用紧急法令治国，因它否定了民主。

以此相比，这次的紧急状态不是说其实施是否合法（因为政府和元首都有权力做出决定），而是认为在疫情肆虐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实施紧急状态，毕竟疫情非政治行为，国家有因之陷入危机吗？

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安华起而发难，向首相作出挑战，因为他认为有了MCO已足够，根本不需要动用紧急状态，而且也不能保证疫情会因此被控制而下降。

为加紧行动，安华两手出击（一边收集议员签名向元首请愿取消紧急状态；另一边则自行向法院提出诉讼），也得到10名前律师公会主席的支持。

与此同时，曾是巫统总秘书而最近才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撤职的国阵秘书长与“全民共识”的秘书长安努亚说，巫统内有分裂，他本身支持巫统继与马华合作，而阿末查希则倾向安华。

现在看起来，反对党内不但有不同的派系，而且有者也各自为政。；尤其是马哈迪表达不能让慕尤丁成为独裁者。但他在这场斗争中不为安华站台，也就变成慕尤丁与安华的斗争再次进入鱼死网破的关键时刻。

在慕尤丁看来，如果他能够得到多数巫统议员的支持，加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支持，其政权就会被加分而趋向稳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安华或慕尤丁，他们所得到的支持是不相伯仲的，只在几席中旋转和来回。对安华而言，比较有难度的或者是怎样将行动党纳入执政集团内，毕竟行动党从60年代开始，就与巫统不咬弦，而且巫统也从来没有招行动党入伙。直到2008年，火箭才展示其威力，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火箭的势力有增无减。但最近党内又面对一些分歧和压力，可能会对行动党的整体化形象有所影响。

即便形势有所改变，慕尤丁所要依靠的依然是巫统内反安华的势力与伊党的支持来挡住安华的猛烈攻势。

虽然直到目前为止，紧急法令尚未被用来对付反对党和异议者，只是应用MCO天天集中对付疫情。除非疫情因紧急法令实施而有所下降，不然慕尤丁的紧急法令就会受到挑战。

如果说过去的紧急法令是因政府面临政治危机和威胁时才加以动用，现在当然也可以宣称政府同样面临危机和威胁。但两者相比，性质大不相同。前者是政治敌对集团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是“兄弟阋墙”的斗争。

在同是一家人（大家都出身巫统）的屋檐下，动用紧急法令作为武器似乎夸大彼此之间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说到底他们争夺的是人事的变动，不是制度的改变。

也许最干净利落的方案是举行大选，但问题是大选要在什么情况下举行？而紧急状态台又在什么时候结束？

说来说去，在这场新的斗争中，马哈迪不再是主角了，他只能成为其中一名配角，因为他在过去两年内已把手上的筹码都输光了！

 刊登于202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