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治气候和格局的变化始于1969年“513”事件前的大选，但这一年的大选所改变的是政党间席位的变动，不是改朝换代。虽然选举的结果是槟州政权易手，但这不是变天而是人事的变动，毕竟从王保尼到林苍祐，他们都是来自马华的人。虽然林苍祐的旗号在60年代改为民政党，取代了马华，但在不久后林苍祐就打道回府了。且在“513”后的第3年，即1972年，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在吡叻出现了巫统与人民进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砂拉越出现人联党与砂州联盟的联合政府；及在吉兰丹出现巫统与伊斯兰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更进一步，伊党在中央内阁中有两名部长）。
这就是说，“513”事件带来的后果是：反对党虽有斩获较多议席，但它们一一被巫统收编，倒成了后者借悲剧扩大政治势力，成为一党独大。因此与其说是政局变化，不如说政局在巫统主导下，只是重新洗牌，不是换牌。
从1974年开始，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从3个成员党增至9个成员党，及后最多达14个，其中民政与马华在国阵内互争华人代表权。
巫统也在这一年借着与中国建交（1974年）的优势，拉回大多数华人票，但在国阵内逐渐形成4个派系的明争暗斗。一边是伊斯兰党与巫统叫阵，导致前者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从此结下情仇恩怨，直到2018年后才又找到共识（签署了所谓巫伊合作）。但下来巫统与伊党及土团党将进入微妙关系，它们是合作或对抗倒成了新焦点。
另一边是马华与民政进入冷战时期。从1978年推出“马华七人帮”对抗林苍祐的民政地盘，到1999年的民政议员叛变，给马华壮大席位（从9席增至11席，民政则从10席变成8席）的机会，却无法争得首席部长职位。直到2003年黄家定上位后，马华民政在表面上“称兄道弟”，甚至一度还要合并，但它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结果在2008年的大选，民政栽了筋斗，失掉槟州政权；马华折兵损将。彼此从“兄弟阋墙”到“难兄难弟”，没有权益好争了。
这种教训来到2018年的大选更是沉重及直截了当，把马华和民政打得落花流水，马华只剩两名国会议员及3名州议员（新近在马六甲又增两席）；民政两者都归零。
吊诡的是，马华隶属国阵（以阿末扎希为首），民政纳入国盟阵营（以慕尤丁为首）。两个阵营在斗争底下又如何合作和重新分配议席？倒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希盟的上台也出现两大问题：
其一，从2018年执政中央到2020年2月的“喜来登政变”而失去政权的希盟，在过去两年来，其执政并非可圈可点，而是由原来已当国家首相22年的马哈迪重做冯妇，他不但不会接受集体领导，也习惯避重就轻，把问题扫进地毯。例如对安华的接班，行动党也不便施大压力，而是让马哈迪自我斟酌。这就让马哈迪认为他在希盟内只有安华一人施压（这是马哈迪亲口说的，其他人未有行动）。
其二，在希盟宣言中，有提及首相任期不可超过两届，但议而不决；统考课题再议及在小学课本学爪夷文也不是坏事而困扰了不少家长和学生等。
久而久之，希盟所反映出来的执政行为与国阵的大同小异。巫统一向来不忘举行土著经济大会，马哈迪统治下的希盟也一样萧规曹随。
其三，就在希盟于2020年失掉政治权力后，外界对三党的合作也有了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行动党与公正党的隙缝扩大，心病也多，有需要重新整合。就在此时，刘镇东提出与大马青年阵线（MUDA）合作的可能性，倒是让人一时消化不来。
当然行动党不是没有想到与民兴党合作的可行性，只是在安华未退位下，安华与沙菲宜已有心理的障碍，他们又如何合作呢？这使到行动党有意与大马青年阵线合作碰上难题，因为大马青年阵线已经和民兴党达成合作，它不可能放弃民兴党而加入希盟。
还有砂拉越近期的州选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东马不再欢迎来自西马的政党插手。因此公正党席位归零及行动党从最辉煌的12席跌剩2席，已反映出东西马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如今沙巴的民兴党要西渡，是否能震撼西马的政坛，倒是令人不易置信的。
在一切未定数下，行动党一批元老在罗兴强带领下，极可能通过民兴党发难，似乎有一股行动党及公正党的分裂势力正在西马试图结成一个新阵线。目前只见风在动，山雨未见，也不知能否“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也许他们有人正在努力塑造第三势力，只是民兴党及大马青年阵线能否扮演带头的角色？马华和民政能否东山再起？或还有其他阵线能成为取代希盟的力量？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22年1月24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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