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拉开序幕
身为客家人，我们都会问：客家人从哪里来？他们又为什么叫客人？难道他们在中国没有原籍地的居所，而是在四处做客与流浪？
比较熟知的答案是：在1808年时，清朝嘉庆年间来自惠州书院院长徐旭曾在其名著《丰湖杂记》中提到：“今日的客家人乃系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但是这个答案在百年后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崛起的新客家学者提出另一理论依据，认为客家人是南方畲族人与来自北方的汉人合成的新民系，而不是先后有五次大迁徙才促成客家人成为一个独特的民系）。
在32年后的1840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轰动世界的鸦片战争，这是因为清朝的皇帝不堪英国商人引进大量的鸦片，荼毒中国百姓，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激怒了光皇帝派出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对英商进口的鸦片全面没收和焚烧，引发英政府在是年派出军舰通过马六甲海峡直达南中国海，将清廷的战舰全面击垮，终于在1842年迫使清廷签下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
后来的历史证明，鸦片战争引发两个关键海域：一个是马六甲海峡及另一个是南中国海，成为中国的软肋。当时英国已成为海权国家，凭其战舰优势直接插入中国的心脏—南中国海。从此中国再无宁日，成了帝国主义的俎上肉。
清廷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得不开放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任由英国摆布。颟顸无能的清廷也在民间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大革命。在清廷无力反击下，一个农民革命运动终于在1851年爆发了一场以共同方言为主的革命。这场运动在来自嘉应的领袖洪秀全的领导下，动员了几乎是客家人群起响应，在广西金田插旗起义，宣扬“太平天国”。由于声势浩大，在1853年时占领了南京（史称天京，意思是上天之天地，天国也），与清廷占据的北京相对峙。这个由客家人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也让外国学者感到震惊，他们不能理解为何客家人会有胆识起义，而且是打着上帝的旗号“替天行道”，进而驳斥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正当性，转而提倡基督教的天国思想，这是与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格格不入的。
鸦片战争带出太平天国
及后清朝名将左宗棠这样形容“太平天国”—它兴于嘉应，灭于嘉应，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客家人掀起的大革命，从广东嘉应这个客家中心地起义反清（范围先是偏安于南方一隅），最终却是天国分崩离析，只留下些少的客家游勇散兵持续战斗。那些年沿街的死尸比比皆是，总计有2、30万之众；更有一说，总结起来，死伤人数不下数百万人。
虽然太平天国有成千上万的兵马，人才济济，但比较出名的有下列几位：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等人，后来再加上洪仁玕文化总裁、陈玉成副总裁及蒙德恩副总裁，形成有头脑的一支队伍。
从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来看，它拟在全国实施平均分配土地，但土地之所有权最终则归天国所有，显然具有一些社会主义之思想。
为什么洪秀全会一头栽进基督思想？这与来自马六甲的一位华侨息息相关。
根据华文学者黄尧的著作《马星华人志》中这样说：“在19世纪时，马六甲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站：①马六甲出了一位华文报的记者梁发（又名梁亚发）；②第一本华文基督教读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月刊）；③也是第一份华文报纸在马六甲刊印而在中国销售及④第一间华人就读的英校（英华书院，1818年）的诞生。
梁发于1789年（清乾隆52年）出生于广州的高明县。11岁时就读乡区的村塾，15岁时到广州谋生。先是学制毛笔，后是学雕刻木板工作等。当马礼逊牧师于1807年抵达广州时，他已决心把圣经译成中文。
1813年，马礼逊牧师要在马六甲设立传道总机构，以避开清廷对基督教的取缔，也可以借非清廷管辖的马六甲传播基督教。
就这样，在1815年时，马礼逊派米怜牧师与梁发在大海上经过颠簸35天后到达马六甲，开始了他的传教工旅程。
在1816年，梁发正式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从此梁发与米怜亲如兄弟在马六甲一起生活。而当时所有在中国出现的华文圣经，都是来自马六甲的。
1833年，梁发大派小册子给赴广州参加考试的考生。在25000名考生中，想不到在后来出现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洪秀全的故事。他在考院前无意中得到梁发发给他的小册子，旋后搁在书架9年，直到1837年再赴考，依然落榜，在家中也病了起来。但在1843年时，洪秀全的一位朋友在洪的书架中发现梁发的著作，介绍洪秀全读后有所启发，拔剑而起。
这本启发洪秀全的书竟是一本不起眼的“中文经书”，书名是《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在1832年在马六甲印刷的，洪秀全则是在1836年得到此书。未想在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而梁发也在1855年逝世于广州。
虽然革命的火花起于金田，但后人则声称未尝不可称之为起于马六甲呢？
我们也万万没想到马六甲会成为革命的火种圣地，正如在百年之后，安华的烈火莫熄竟是在峇东埔播下革命火种。这一前一后，形成有趣的历史画面。
后人梁启超形容太平天国的创始人洪秀全有过也有失，不能一概而颂扬之。
马克思论太平天国
在当时也正好兴起马克思主义，他在1862年这样批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也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民众的惊慌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失措）。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使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化的制度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的魔鬼，这是魔鬼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恩格斯则认为，有一点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的危害一样，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虽然太平天国并不完美，也有诸多缺陷，但在近代中国史上能够引用的例子也只能推算太平天国最有震撼力了。
例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具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说：“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因此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刺激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在搞革命期间（1894-1911）也不得不借助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来推翻封建王朝。果然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持续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斗争，以埋葬封建王朝。
孙中山是洪秀全第二
就此而言，中共创党人之一的李大钊就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就指出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传统。
杜冰波在193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革命史》就明确指出，上从1851年的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80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张，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民族革命，由洪杨种其因，而由辛亥革命收其果。
史料也显示，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客家话是十分流行的，以至于在太平天国立国的13年来所编撰刊行的整十部书籍中，几乎每一本都以客家话写成，说明客家文化对这次起义有着密切关系。
此后，有更多学者包括客家人进行研究客家人的历史。根据客家权威学者罗香林教授（清华大学毕业）在1930年的分析，客家人先后有五次从北到南的大迁徙，因此他们不算是南方人，而是北方人，所以来到南方后被称为“客人”。
这一大批向南迁徙的客家人集中生活在闽粤贑交界地区（即江西、广东及福建的三角地带），而后又再向南移动，是为第六次大迁徙，也就是飘洋过海向南方进一步移动。归纳而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南洋”。
既然已是南下，且又有居所，客人也就定居下来，即使所说最初源自北方，也再也不回去了。但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更完整的史料证明客家人是不断移动的。在缺乏史资料佐证下，也就将罗香林的分析当成权威。从那时起到千禧年的80年间，学者都一致认为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
不过在千禧年后，有另批客家学者对罗香林教授的“权威性”（指客家人是来自北方，先后有5次大迁徙）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在1994年时，在嘉应大学执教的房学嘉发表了他的惊世之作：《客家源流探奥》。他引用大量的考古学和田野调查等手段，证明“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的多次南迁史，客家主体是南方畲族”，等于推翻了罗香林的考证，这样一来，客家人南迁变成一个没有实在感的“历史”。
罗香林的迁徙论受挑战
房先生这样说：“客家是由古越残存者与秦以来中原汉人互相混化而成的共同体。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语（古越即古代的粤语）。客家语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进东南亚的。不过在历史上确曾有过一些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若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都属于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正是这批南迁落居客家地区的中原人，用中原文化教化了本地人，从而加速了客家地区的开发，提高了客家地区的文明，增加了客家地区与荆楚、吴越、中原的交流，丰富了客家文化”。
再后来，聚居在闽粤赣地区的畲族也成为大多数，进而取代古越族的地位。再者，由于通婚，在宋代时，客家人与畲族被称为“畲客”，而最主要的是畲族人的“母语”是客家话，正好与客家语是融汇贯通的。
在血缘上，畲族四大主姓是：盘、蓝、雷、锺；而客家的十大姓氏是：黄、林、陈、李、郑、叶、谢、刘、钟、丘（邱）。
尽管畲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习俗，但后来也被同化了。因此古越人也好，畲族人也好，他们都已成为客家的成员了。
按照房教授的说法，客家民系是以畲族为主体的南方民系，后来的中原流人加入这个集团，仿佛一滴水落入大海。由此可见，其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大迁徙的见证者
客家人以南方为家
因此房教授说：“客家民系是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加以诠释的，客家人是以语言和文化作为一种认同，不以血统作为传承的基因”。
由于这样，直到今天很多客家人都不会讲客家话，但我们又不能否定他们是客家人。
无可否认的，客家人是重文化教育的，这可从其古训中得知：“诗书礼乐”及“耕读传家”早已成为客家人普遍的家训。抑有进者，客家人的“红色基因”也曾在早年中共搞革命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更是自诩为“洪秀全第二”及“客家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他对客家人是尊敬有加，学习有余的。
因为太平天国的诞生与崛起成为中国历史的另类篇章，也就在后来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无数次的农民运动和起义，但没有一个如同客家人是由方言族群组成的人民运动。
正因为客家人被称为中华民族里的精华，是不同民族形成的一个民系，也就“无日不与人海波澜相激荡”，而干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例如在20世纪的90年代，学者房学嘉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里结合大量田野调查资料，结果发现客家人是由古越国遗民与历史上南迁客地的中原流人相混合形成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越族人。从血液关系说，根据生物进化规律应是越族人同化了中原流人。这个结论与赵桐莪及陈琦等遗传学家的调查相吻合，他们先后调查了中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Gm.km的分布，提出了中华民族分别起源于古代南北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设。调查人员还在以客家人为主的广东梅州市的汉人中提取92个样本，似乎未出现不同于南方群体的独特性。由此可见，梅州的客家人主要来自于南方土著居民，北方移民虽然对南方民族的汉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人数上并不占主体地位。就此不言而喻，客家是多数南方土著居民同化少量北方移民而混血形成的汉族新兴民系。
南方居民而非北方移民
研究学者吴松第，一位对客家家谱进行了量化分析后其结论是：即使依据客家家谱的记载，居住在早期客区的客家祖先绝大部分也是南方居民而非北方移民。这种研究等于批判了客家民系源自北方（中原）之说，也指证大部分的客家祖先乃是来自闽江赣等省的土著。
房学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客家话在当地民间也称为“阿姆话”（意指母亲话）。他说客家话尽管带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但它的母语是来自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语。
除了提出客家人源自南方民系外，学者也进一步肯定太平天国出现的必然性，因为中华民族中除了需要“有为之地、有为之机及有为之才”外，也需要“客家特性、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的相结合，才能把客家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客家崛起的精神能量只会被高山所阻隔，客家精神也会因之被无谓的消磨掉。
但在客家人崛起的同时（指太平天国）也正是资本主义向东方涌来，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使之出现“千古未有之变局”。
在这方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张英明教授在其论文《客家研究反思：以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崛起为话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客家人如何打开视野：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马克思对中国局势作出预测，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的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中国社会变革势在必行，而变革的力量何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清朝的变革力量既然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由统治集团提供，就只能寄望于“山中之民”（指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于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运动的序幕便以农民战争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清政府既然没有自我改革，就只有接受农民运动的“劲改革”。因此与其说龚自珍（清末改良派学者）有先见之明，不如说这是历史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
西方学者研究主要对象
客家志士仁人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能够将他们设计的社会变革方案付诸太平天国运动中去实施，可是历史赐给他们的“有为之机”，也是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体现。
此外，瑞士人韩水文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历史撰著《太平天国起义集》，在1854年刊布于世，首次向全世界披露了太平天国的内幕。就这样，太平天国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
到了1912年，英国在华的传教士艮贝尔对客家民系进行专门的研究。他在报告中（在汕头教务会议上）指出：客家人比城里的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因此在满清入关后，客家人最不服气，也一再起义造反。
在此之后，美国的一位著名人文地理学者韩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耶鲁大学教授）将艮贝尔的论述引入其著作《北中国与南中国》一书中更将客家人誉为“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也因之韩廷顿论述一出，在一段很长时间里，客家研究也因太平天国成了热门的研究课题。（注：另一位更加出名的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哈佛大学教授）是不同人）
此外，美国哈佛教授史景迁所著《太平天国》一书中更有许多文史资料胪列其中，促成西方世界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倍感兴趣。
在1867年，已有英国学者艾德尔撰文论述太平天国的斗争。
在今天，全世界共有8千万客家人，其中5000万人分布在广东、江西、四川、海南等19个省；而又有600万人分布在港澳台。
此外，约1500万人分布在印尼、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毛里求斯等80多个国家（其中约150万人在马来西亚）。
—迫于生计下南洋扎根
其实客家人下南洋尚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2）石隆门华工（刘善邦）起义（1800-1857）。刘善邦是一位名留青史的海陆丰客家人。他在20岁时（1820年）渡海至加里曼丹的坤甸（已是兰芳公司第六代）从事采金工作。由于产量不高，人口又多，刘善邦乃率众迁移至砂拉越的石隆门谋生，最后在石隆门附近的帽山发现金矿后乃定居下来。
据考察，刘善邦乃罗芳伯之后，属于第六代。一位华工研究者李海丰调研结果发现刘善邦原名为刘世邦。
刘善邦在石隆门成立“义兴公司”，后改组成“十二分公司”，逐渐地也使用本身的法制和货币，形成一个4千人口的小社会。
1841年，英人詹姆斯•布鲁克占有砂拉越，自立为“新拉惹”，他和刘善邦合作分治砂拉越。但10年后对刘善邦有敌意，认为他坐大组织，也少缴税，双方乃告冲突。原本刘善邦先发制人要炸死布鲁克，却被他逃离。
但刘善邦的得力助手王甲以为已取得胜利，乃班师回朝，在途中遭英军伏击身亡，刘善邦只得退出新尧湾。在误信英方的讲和，也就与队友们喝得酩酊大醉。讵料布鲁克的回马枪，杀死刘善邦，十二公司也就消亡（1857年）了。
抗殖英雄刘善邦 客家人典范
刘善邦（1800-1857）死后，英方指他受私会党徒煽动，起而反抗，是为政府的叛徒。但吊诡的是，在1989年（也即是刘逝世后的132年），砂政府才予以平反，并在1993年由砂政府为其建立英雄纪念碑，以纪念在英殖民政府时期牺牲抗殖的民族英雄；刘善邦更是唯一被政府铸造人头像的华人领袖。
后来民间为了纪念刘善邦，也在新尧湾善德庙举行常年祭祀活动，更在2019年搬“刘善邦返乡”。在原乡陆丰罗庚山村刘氏祖祠举行“七世祖刘善邦公牌位归祖复龛仪式”，正式宣为阶段性完成对刘善邦历史身份的确认工。
对于一位来自中国的客家人，有此荣殊，刘善邦是第一人，也成为客家人的典范。
（3）太平天国（1851-1864），这是客家人领导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旨在推翻满清王朝。可惜太平天国在不对的时候和地点高举基督大旗，与儒教背道而驰，也只能以悲剧告终。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革命已成为一代客家人永不泯灭的神话。
根据沙巴洪氏家族后裔撰写的回忆录中有提及洪秀全的侄儿洪天有带着妻儿四口登陆古达，随后由北婆公司配给农地耕种为生。不久全家移民山打根，洪天有受聘为天主教区华文教师，全家改信天主教。其后裔也全受英文教育，成为西化华裔，对洪秀全的故事一知半解。
基于太平天国的因素，沙巴后来有较多的客家人居住，今日在沙巴的人口有近4百万，其中华人占30.70万，而客家人占了57%左右。
另外，据黄尧著《马星华人志》中说，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有百多好汉在福建人黄叶生的带领下后只剩20余人辗转来到槟榔屿的浮罗山背住了下来，但文字语焉不详，也缺少历史史实。
无论如何，在客家人带头下，其他族群的华人也就纷纷来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定居，最终形成一个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4）孙中山（洪秀全第二）。在太平天国之后，洪秀全成为成为孙中山的典范。在不断革命下，孙中山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两者只间隔60年（从1851年到1911年），难怪孙中山形容自己是洪秀全第二。
另一方面，客家人留下的土楼和围垅屋也成为世界一大特色，这是客家人留给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土楼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伍连德半个客家人
（5）半个客家人伍连德。在这里我有必要提及伍连德这个名震中外的医学家。他是名满天下的鼠疫斗士，也是令我们骄傲的槟城人和怡保人。原来他的母亲林彩繁是道地的客家人，嫁给来自台山的打金匠伍祺学。这对夫妇先后生了五男六女，位居第八的是伍连德（1879-1960）。
不过，基于种种客观因素，一位马来西亚籍学者廖玉婵（Jessieca Leo）（已入籍德国）出版的巨著《全球客家》（英文版）一书中就悲观地感到再过两代客家话可能会消失，因为新一代的客家人多用英语和华语交谈，不再流行客家话（廖本身是来自木威的）。
此外，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只提倡讲华语而不提倡讲方言也曾有争论，但现在看来也有其道理。他认为，如果让方言混杂其中，新加坡人将永远学不好华语，而新加坡所要生存的语言就是英国和华语而不是方言。就此而言，我们不知道方言还能流传多久？它能不能得以浴火重生？我们也不清楚，毕竟这个世界的语言是越来越集中和简化的，而不是让它复杂化的。
刊登于2023年2月4日、2月11日、2月18日及2月25日《新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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