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奉陪林蒼祐講「三國」

當記者後不久就與“政壇失意人”林蒼祐打交道。在1966年的時候，林蒼祐已不再是馬華公會的老大，而是轉身一變成為反對黨領袖。

有需要交待一下林蒼祐的從政歷程：1951年4月被委為檳城殖民地議員（相等於今日的州議員）。兩個月後他聯合一批專業人士組織“急進黨”（Radical Party）。名是急進，其實這個黨一點也不急進。

1954年，林蒼祐離棄由他一手創辦的急進黨，應陳禎祿之邀加入馬華公會。於是在1955年以馬華公會候選人身份角逐檳州議席選舉，結果不負所望。這樣一來，他在尚是殖民地時代的檳州立法議會已是焦點人物，更被殖民地政府倚重推舉為州議會的首席議員，期望他在獨立時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但雄心萬丈的林蒼祐並不重視這個職位，他轉而推舉同僚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長。為什麼他不撿現成的果實？原來他另有打算，他準備在馬華公會打出一個春天來，而成為全國的華人領袖。
1958年他終於得償所願，在馬華黨選中擊敗創黨人陳禎祿，成為馬華公會第二任會長。他也因此種下禍根，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原來馬華公會內另一派系（以陳修信為首，他是陳禎祿的長公子）對林蒼祐的“革命”式的奪權大表不滿，伺機扳倒他。

陳修信在結合翁毓麟，李孝式的勢力下，又得到東姑阿都拉曼和陳東海（時任聯盟執行秘書）的秘密支持，再促使其父親陳禎祿撤消對林蒼祐的支持后，咸認時機已告成熟，企圖一舉孤立林蒼祐的派系。碰巧林蒼祐派系在那個時候與代表巫統的東姑因議席分配陷入僵局出現裂痕，陳修信也就暗中與東姑達成“協議”。後者有了陳修信元老派的支持，乾脆不理會林蒼祐派提出的要求分配至少三分之一的議席（林蒼祐派認為讓馬華擁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可以阻止一黨修憲）。不僅於此，東姑索性把林蒼祐排在候選人名單外，不讓他參加1959年的大選，也不與他商議候選人事宜。

至此，林蒼祐才察覺他被陳修信，翁毓麟及陳東海等人在背後捅了一刀，大勢已去。他的得力左右手楊邦孝（宣傳主任）更因此拂袖而去（楊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情勢的逆轉，使到林蒼祐措手不及，待要反擊時，「輕舟已過萬重山」（大選已降臨，陳修信儼然已成為馬華代言人，取代林蒼祐的地位），已是遲了一步。悲憤之餘，他只能作出消極的抗議，前往倫敦休養，並在較後辭卸馬華總會長一職（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為止，馬華公會的歷史仍然不肯正面確認林蒼祐曾是馬華的老大）。

既然在馬華公會已無角色可扮演，林蒼祐在1961年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從此和馬華公會分道揚鑣。1964年的大選就是林蒼祐東山再起的一個試金石，憑著個人的威信，林蒼祐再次探出頭來，中選丹絨國會議員，又中選巴朗哥打區州議員，連帶另三名同僚也中選州議員。因此他成了檳州立法議會的反對黨領袖（社陣先是只中選兩名州議員，後又在補選中林建壽加入，但也只得三名，不及民聯黨的四名州議員）。

十分諷刺的是：執政的聯盟首席部長王保尼是他一手提拔的，而今竟對調座位，他在野，王保尼在朝。政治的吊詭莫過於此。

雖然如此，林蒼祐並不氣餒，他似乎很樂意地當反對黨領袖，因此在我們當記者的年代，林蒼祐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每每邀約記者到他的沓田仔思明藥房（這是他父親林萃龍留給他的藥房）開「政治座談會」。

林蒼祐的魅力在於不論他是執政黨人或反對黨人，他都有一種威力讓你感覺他存在的重要性，因此不論大小事，只要林蒼祐說有記者招待會，記者都會蜂湧而至。大家都表現出一幅的熱誠來聽他「講三國」。他當然不是跟你講「三國演義」，而是向你大談政治，一談就是沒完沒了。

我當時很驚異為何林蒼祐要花那麼多時間與記者打交道，因為我知道有病人在等他看病。可是他會向助理說，叫病號等一下，這所謂的等一下，有時竟然是一個小時之久。

雖然我們都知道林蒼祐已向記者講完要講的話，但他總是喜歡扯到新聞課題以外的事。顯然政治已成為他的生命的一部份，比看病還重要？

我們有時私下也開玩笑說林蒼祐身為一名醫生，好像有點「不務正業」，把看病當成第二位。

事實也是如此，林蒼祐那時已在計算如何通過政治來“救人”。他要“救的是檳城的人民”，因為他認為在王保尼治理下的檳州，經濟已有退無進；尤其是自由港地位逐日被蠶食下，州政府依然一籌莫展，無法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來緩和失業的浪潮。

王保尼的平庸與保守也許給他更大的信心，因為他太了解王保尼這個人。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與保護，王保尼是當不了首席部長的。而王保尼面對林蒼祐時，正如學生面對老師。

但要如何打倒王保尼呢？林蒼祐當時有這樣對我們說，他是很想拉攏勞工黨與民主聯合黨聯合一道來奪取檳州政權。當他把這樣的訊息向勞工黨州議員許平城傳達時，卻未能得到積極的回應。由於勞工黨在當時已熱衷於議會外的鬥爭，政治路線也很激進，對與其他反對黨的合作不感興趣。

林蒼祐為什麼絕口不提與林建壽的合作？理由有下列幾點：Œ1967年過後，林建壽不再是勞工黨靈魂人物；勞工黨主導權已落在華校生的手里，找許平城和陳福興（另一勞工黨州議員）是適合的對象；Ž林蒼祐與林建籌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以後的事件發展終於證明這一點）。

對此林蒼祐並不灰心，他仍然相信機會是存在的。我初期認識的林蒼祐就是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我們後來比較相熟了，一聽到林蒼祐叫記者聊天，便得查看當天還有什麼節目？有多少時間聽他「講課」？那些不興趣政治的記者，便自動「缺席」。對我而言，雖有時覺得時間太久有些「活受罪」，但為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政治理念，唯有奉陪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