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60年代興起伊斯蘭教的復興運動是處於萌芽時期，那麼到了7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已晉入一個實踐的年代，嘗試在復古中把已失落的尋找回來。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標誌著復興運動已找到立足點，而且形成一個波瀾壯闊的場面，衝擊著伊斯蘭教徒佔多數的國家也捲入其中。
伊朗的宗教革命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個變革。號稱擁有強大武裝裝備的巴列維王朝竟在伊斯蘭教精神領袖柯梅尼的領導下，被衝得無影無蹤。正是“大水沖倒龍王廟。究其因是伊朗巴列維王朝的腐化所造成的。這象徵著保守和復古打敗了西方化和現代化。
雖然伊朗的什葉派教徒佔絕大多數，但也給全世界的伊斯蘭教的國家帶來了思變。這種變化主要反映在政教合一的的重新建立。因為有些伊斯蘭教的國家在第一次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向西方看齊，引進西方的文化，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發生了矛盾與衝突，伊朗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其結果是復古思潮大為興起。在阿拉伯世界中，許多男青年蓄起教長式的鬚鬚，而年輕的婦女則穿上裹住全身的黑色長袍，戴著頭巾和面罩，把整個身體包起來，只露出兩隻眼睛。她們原本在30年代已摘掉面紗，如今風氣一變，不是迎合潮流，而是反其道而行。
例如伊朗就回復到由宗教長老治國，而且明顯地推行政教合一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女人已不可拋頭露面，穿著“不正派”就會受到懲罰，犯通奸罪的婦女會被亂石砸死。沒有丈夫的允許，婦女不可出外旅行。女人的社會地位被降級，更遑論能參加運動比賽。
更進一步，在伊朗革命運動的鼓舞下，穆斯林兄弟會的原教旨主義再次抬頭，勢力不斷壯大，真主黨和聖戰組織應運而生，進而激發一些組織走向極端和訴諸恐怖行為。
以下的幾件大事足以說明原教旨主義已被乖離，且走向暴力：（1）1979年沙地阿拉伯麥加大清真寺被佔領，一批武裝份子譴責沙地王室腐敗和社會墮落，要求宣佈沙地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終止與美國的關係。
沙地政府派大軍包圍清真寺圍剿，結果造成127名軍人殉職，25名朝聖者和117名叛亂份子死亡，另170名叛亂份子被捕。這種行為可歸為“聖戰份子”借宗教之名開展恐怖行動。
伊朗的柯梅尼長老馬上指責沙地事件是美國所導演的，一場反美示威在阿拉伯國家開展起來。
接著在1987年又再發生流血事件，一批伊朗教徒高舉柯梅尼肖像，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和打倒以色列口號，死傷人數逾千。伊朗形容這是一場“反伊朗的大屠殺”，種下遜尼派與什葉派更深的怨恨。
在1990年麥加又有血案發生。近5萬朝聖者擠在隧道里，終於發生擠死人事件，死亡人數高達1426人，再激起伊朗攻擊沙地政府草菅人命。
（2）1981年，埃及總統薩達被暗殺，暗殺者被查出是宗教狂熱份子，是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成員。他們的手段是利用清真寺煽起群眾對政府的不滿，使用暗殺手段殺害國家領導人；在時機成熟時，予以奪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薩達西方化和現代化是虛偽的，僅在價值上重視伊斯蘭，不是真誠地以宗教立國，他們要求建立一個如同伊朗式的神權政權。
（3）1982年敘利亞的哈馬市發生騷亂、1983年伊拉克警察總部遭自殺式襲擊、1986年黎巴嫩發生連續綁架案件、1988年科威特航機被騎劫、1992年阿爾及利亞國家元首布迪亞夫遇刺身亡等，莫不展示了原教旨主義下的極端份子的暴力傾向。
阿拉伯和中東國家在伊朗革命後，已處在緊張的生活中；尤其是與西方友好的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埃及、約旦、科威特更是坐立不安，因為原教旨主義在伊朗的推動下，已在阿拉伯世界落地生根，聖戰組織更是此伏彼起。
1979年蘇聯揮大軍入侵阿富汗，更是給聖戰組織一個機會建立起它們的網絡。這種對伊斯蘭教國家的公然入侵，自然得到伊斯蘭教的國家群起支援。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提供金錢和武器給阿富汗境內的武裝組織。這些組織都抬出聖戰的旗幟，在一個山地的國家與蘇聯展開消耗戰。
正是由於蘇軍的入侵，在阿富汗境內的亂世中崛起了兩個今日成為世界焦點的人物。一個是被形容為“當代恐怖份子之父”的奧沙馬賓拉登；另一個是領導塔勒班政權的最高領導人奧馬爾。他們在蘇聯佔領阿富汗的年代（1979-1989），直接參與了抵抗游擊隊，從中吸取了作戰的經驗，當然也從中領悟到聖戰的威力。
這對難兄難弟都是服膺於原教旨主義運動，主張伊斯蘭教的復興和復古；強烈相信神權的重要性，一定要用宗教的力量來建立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
無可否認的，近代的伊斯蘭思潮是朝著西方方向各行其是。一個是現代主義的思潮，接受西方化與現代的世界接軌，帶領穆斯林向高科技邁進；另一個是保守與傳統的思潮，他們相信原教旨主義的回到中世紀先知年代的伊斯蘭社會，一定要用宗教統治政治，而且努力貫徹神權統治的必然性。
後者扛起宗教大旗，一方面是出自伊朗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十分反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立國，致巴勒斯坦人真正建國遙遙無期。在他們看來，一切的矛盾和鬥爭是因為外來的勢力引致，唯有採用宗教的手段來擊退。聖戰的組織成為宣揚政教合一的火車頭，塔勒班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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