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回教黨署理主席朱基菲於1964年因車禍逝世後，其空缺由阿斯里（Mohammad Asri bin Hj.Muda）取代；而在1969年10月黨主席巴哈魯丁醫生因病逝後，阿斯里被推舉為黨主席。
阿斯里於1923年生於哥打峇魯，受過馬來教育和宗教教育，沒有進過大學，英語說得不是很好。曾當過宗教教師，記者。1945年戰後，涉身政治，參加過左派的馬來政黨，也參加過巫統。後來選擇追隨回教黨的朱基菲。1953年加入回教黨，且在1954年被委為回教黨吉蘭丹及丁加奴聯委會代秘書。
由於在1959年大選成功策劃回教黨在吉蘭丹和丁加奴（數個月後，因議員倒戈，而倒台）奪得執政權，名聲大噪，奠定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不過，令他失望的是，他沒有被委為吉蘭丹州務大臣，只出任州議會議長，州務大臣職由來自宗教局的依薩洛迪（Hj Ishak Lofti Hj
Ishak）出任，直到1964年大選後才有機會出任吉蘭丹州務大臣。
1969年的大選，回教黨取得良好的戰果。“513”事件後，阿斯里已成為黨主席。因為他的民族主義形象多過回教化的形象，因此被巫統的新領導人敦拉薩重視，拉攏回教黨與巫統組成聯合政府，甚至在國陣尚未正式成立前，阿斯里已進入中央內閣，擔任土地及礦物部長（1973年正月）。
這位服膺於民族主義且推動回教改革運動的政治人物，一度在黨內無人可挑戰其地位。他的能言善辯的出色表現蓋過許多巫統領袖。雖然如此，他帶領回教黨參與巫統領導的國陣（1974年正式成立），也致使黨內的宗教份子有所不滿。
儘管在1974年的大選，回教黨在國陣旗下競選取得不俗的成績，但黨內的不滿勢力不斷壯大，他們置疑阿斯里扭轉了回教黨的方向，未把回教放在至高的地位。
1977年回教黨與巫統決裂，1978年回教黨脫離國陣，從此又再和巫統回到對立面，促使回教黨有了明顯的轉型。尤其是1978年的吉蘭丹州大選，回教黨慘敗，只剩下2個州議席，阿斯里地位已一落千丈。
接著在1978年的全國大選中，回教黨雖派出88名國會候選人，只有5人中選，致命的是黨主席阿斯里移師吉打競選，卻遭滑鐵盧。
這樣一來，阿斯里已保不住黨魁職，終於讓來自吉打的尤索拉哇（Hj Yusuf Rawa）取代。（1982年阿斯里脫離回教黨加入巫統，但無所作為，被迫退隱政壇）尤索拉哇不是激進派人物，他只是過渡時期的黨魁。回教黨進入了沒有阿斯里的時代，它的回教形象更形突出，加上1979年伊朗回教革命成功，刺激了回教黨加速轉型。
如果說在80年代之前，回教黨基本上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沒有太大的差別，那麼80年代之後，回教黨新一代的領袖矢意要以“回教來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也即是通過回教國來達致這個目標。
1986年，回教黨副主席納凱依（Ustaz Nakhaie Ahmad）接受陳志勤醫生專訪時這樣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依循回教教規的政府，堅持憲法必須被修訂，以符合回教教條。”
另一位副主席哈芝哈迪阿旺（Ustaz Hj.Hadi
Awang）（現已是黨署理主席，在1999年大選後，出任丁加奴州務大臣）於今年接受蘇聯媒介訪問時說：“倘若人民選擇回教黨執政，這意味著回教制度將有機會在大馬推行。
回教黨的領導權幾乎已被宗教份子所控制。並實行回教長老制度。在1990年大選前，借助東姑拉沙裡的46精神黨的合作，回教黨終於奪回吉蘭丹執政權，回教黨長老聶阿茲出任州務大臣，標誌著回教黨希望通過回教條規來展示其執政的活力，有別於過去由民族主義份子（阿斯里）擔任州務大臣。
換句話說，轉入90年代，回教黨比任何時候都有信心用回教來打動馬來人的心。這個時期，接替尤索拉哇主席位的仍是來自吉打的法茲諾（目前已是國會反對黨領袖），他和聶阿茲及哈迪阿旺結成缺三角，成為回教黨的靈魂人物。如果我們分析這三個人的背景，不難看出回教已深深左右整個回教黨。而他們所高舉的不是巴哈魯丁或阿斯里或尤索拉哇的旗幟，反而是前署理主席已故朱基菲的“遺志”。
回教黨秘書長納沙魯丁毫不諱言地指出：回教黨的回教觀點，是基於回教黨黨章作為準則，朱基菲是回教黨的“繪測師”。他這樣說，每個人都是阿拉創造的，用以服務於阿拉並為真正行善。人類的責任是接阿拉意旨行事，不能違背其指示。這也是回教徒的基本主要生活。這段話也正如古蘭經所宣示的。”
從中我們看到回教黨當今的領導層已經使朱基菲的思想和學說重新照亮回教黨。但回教黨能在實際效果中取得成績不是來自朱基菲，而是來自安華依布拉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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