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然回首，回教黨已經邁入 50年，今年正是它的金禧紀念（1951-2001），顯得躊躇志滿，矢言要在下一屆的大選奪得更多州屬的執政權，甚至放眼中央政權。今天的回教黨不再是20 年前的“吳下阿蒙”，也不再是沾不上邊的政黨（1978年大選，回教黨失去丹州執政權，只剩下2個可憐的州議席；在國會方面，也只得5席，根本不足動搖巫統），而是一個在國會內擁有27席的最大反對黨（共 193席），其黨主席法茲諾首次成為國會反對黨領袖；更甚者，除了保住吉蘭丹州政權外，又奪下丁加奴州政權，“戰績”令人刮目相看，在吉打州，回教黨也取得空前的國州議席。所有這一改變，與安華依布拉欣不無關係。
如果可以分階段的話，則50年代到60年代是回教黨的鞏固期；70年代到80年代是回教黨先意氣風發，後又陷入低迷的時期（先是參加聯合政府，成為國陣成員，後是脫離國陣，備受困擾，流浪在政治曠野中）；90年代到千禧年是回教黨復興時期，政治勢力不斷擴展。當邁入新紀元時，回教黨發揮其更大的宗教魅力，直逼巫統必須明確表明是否支持成立一個回教國？在在顯示了回教黨的政治鬥爭的最終目標是要確定馬來西亞成為被它認可的回教國。
最終目標建回教國
回教黨否認它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奉行者。黨秘書長納沙魯丁說：“非回教徒不必對穆斯林或回教法感到恐懼，穆斯林世界今日失落的是非回教黨徒對它的信心，這是由於穆斯林沒有根據古蘭經來表達他們的信仰。這是為甚麼我們提出‘回到古蘭經’的口號對回教徒是十分貼切的。偉大的回教文明曾一度是西方科技、哲學、建築和其他領域的知識的導師。”
所謂“回到古蘭經”是回教復興的一個十分響亮的運動。自從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後，此運動方興未艾，且給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政治舞台，向世界各地迸射。
原教旨主義奉行神權統治，一切必須根據古蘭經行事。伊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大的權力是掌控在回教長老的手上，不是總統之手（雖然現任總統哈塔米努力爭取改革），這就是神權政治的最佳寫照。
除了伊朗之外，其他的回教國並不根據這樣的神權來治國。它可以是宗教長老和統治者相結合的政體，但最大的權力是操在統治者手中，例如沙地阿拉伯就是這樣的國家。當然也有其他國家不得不對回教份子的強大力量作某些讓步，如埃及和巴基斯坦。
不過，在1996年的阿富汗竟又崛起一個神權統治的政權，稱之為“塔勒班”。塔勒班的最大權力是由宗教長老奧瑪操控，他不是這個政權的總統或總理，但卻是說了就算的實權者，他成為“神的代理人”。
塔勒班將原教旨主義推向一個高潮和走向另一個極端，竟能與當今最大的恐怖大亨奧沙馬賓拉登同蓋一張大被，將塔勒班政權與奧沙馬的恐怖組織“阿蓋達”置放在同一個水平上。
今日的世界焦點就是集中在塔勒班，奧瑪與奧沙馬的身上，但回教黨並沒有認真分析塔勒班政權是否符合古蘭經和聖訓的信仰？是否已乖離回教的原意？是否把回教帶入一個“萬劫不復”的困境？如果塔勒班已嚴重地反文明和叛經逆道，那麼回教黨沒有理由要鼓勵回教徒參加‘聖戰”，以挽救一個極端的政權，這將使人錯誤地認為回教黨支持塔勒班。
不論任何宗教，任何組織乃至政府，都有害群之馬，也有破壞份子的存在，塔勒班已是回教國家中的“爛蘋果”，如果不將之拿掉，它將成為恐怖主義滋長的“幫兇”。
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將恐怖份子和極端政權視同“兄弟加同志”，那麼正義和公理將不復存在。正是基於這一理由，回教黨有必要停止發動所謂的“聖戰”，以和塔勒班畫清界線。不論是否是回教徒，都應視塔勒班為一個“毀滅文明的政權”。
回教黨可以反對美國轟炸阿富汗，可以對阿富汗人民伸出援手，絕對不能對塔勒班反動政權給予一點點的同情，以免人們對回教黨有一個錯覺。
絕不應同情塔勒班
同時，回教黨必須像納沙魯丁所說的“回教黨確保維護法治，並堅持無人可以超越憲法”。它應該視憲法的制訂是建國以來的“社會契約”，是對人民的最大保護，不能因為政黨的利益或宗教的目的而對它修改，正如馬來人的特權被認為是“社會契約”動不得。
尊重歷史和尊重社|契約，是穩定國家的重要基石，還有回教黨將宗教與政治掛鉤時，它要明白這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會，不論族群的大小，都有一定的自由與發展空間，如果我們認定馬來西亞是個民主與中庸的國家，則任何偏激的行為都要克制乃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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