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向神權的教派

 在伊斯蘭教中，我們知道在70年代興起的原教旨主義中有一部份人走向極端主義，提倡“神 權統治”。原教旨主義是緣自沙地阿拉伯的“罕百里學派”的伸延。

在沙地阿拉伯所推行的遜尼派中的罕百里學派是在某種程度上與王權統治取得妥協，稱之為 “瓦哈比”教派 實行政 教既合作又分權的制度，以致沙特王朝得以延續和繼續成為政治和軍事上的統治者，並掌控 國家的經濟命脈，但在社會制度方面，則讓宗教有較大的權力。因此，基本上，沙地阿拉伯 國家是帶有濃厚的宗教意識形態，包括沙特王族的成員也不得不在生活方面走向回教化。

不過在原教旨主義的其中一部份人進一步走向極端主義時，他們就不認同沙地阿拉伯的王權 統治，而是要求把政權交回給宗教，以實現神權統治。奧沙馬賓拉登就是其中一名的激烈份 子，公開向沙特王朝挑戰，結果在1994年被遞奪公民權，放逐海外，不得回國。

實行神權統治

除此之外，伊朗也是實行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的國家，即使由人民推選出總統，也得聽命於 宗教長老。現任的總統卡塔米不斷要求民主改革，以期把伊朗從神權統治中解放出來，就是 因為神權統治使國家倒退而無法進步。這場鬥爭還在持續著。

再者，亨廷頓研究的結果發現到，從70年代到80年代，更多的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也在原教 旨主義的影響下，進一步將政權與回教掛鉤，約旦國王胡申認為世俗的政治，在阿拉伯的世 界中，似乎沒有前途，同意創造一個“伊斯蘭民主”及“現代伊斯蘭”的國家。摩洛哥的國 王哈山強調他的角色是信仰的總司令，政治權力來自先知。汶萊蘇丹也強化了“馬來穆斯林 君主政權”。突尼西亞的賓阿里也經常強調回教的重要性。90年代，印尼的蘇哈多的政策較 為回教化。在孟加拉，世俗主義的原則從憲法中抽出（7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初期，世俗 化的土耳其面對嚴重的挑戰，也承諾進行回教化。

凡此種種，西方政治學者歸之為“原教旨主義”的抬頭，但他們最為擔心的是極端主義者將 原教旨主義導向乖離正統伊斯蘭教義而疾呼神權統治。破壞世界秩序。但未料 奧沙馬先下手為強，從極端走向恐怖主義結果種 下911慘劇。

抑有進者，奧沙馬還慫恿和鼓動阿富汗的塔勒班政權與他結合一道，將極端和恐怖合成一體 ，造成今日美國的猛烈軍事行動，把塔勒班打得落花流水，也因此許多無辜者賠上了性命。

除了原教旨主義中出了極端份子，借宗教之名，大行其神權統治外，我們也注意到另外兩個 宗教中也出現極端派的神權統治的傾向，一個是印度教的蛻變，導致其中一個政黨“印度人 民黨”鼓吹宗教至上的思想。它導源於1964年在印度成立了“世界印度教徒會議 （Vishva Hindu Parihad；VHP），凝聚了各教派的宗教領袖和印度境外的代表，致力宏揚 印度教法。他們給“印度教徒”下了這樣的定義：凡是相信、尊重或遵循在印度發展出的生 命永恆價值（包括道德與精神兩個層面）的所有人。”它堅持古老的行為法典必須迎洽時代 的演變。

印度人民黨（BJP）就是採用這個宗教組織的國家主義意識型態而在選舉中大有斬獲。如今 這個政黨已成為執政黨。它最近對教科書的修改被指責為企圖“塔勒班化” （Talibanisation）印度的教育政策，刻意為印度教重新定位，推行印度教的印度。

亨廷頓認為印巴在克什米爾的衝突加遽，與兩個文明的衝突不無關係。

達賴鼓吹藏獨

另外一個是佛教向中國傳播的過程中，在西藏出現的“喇嘛教”。這個宗教在14世紀未進行 改革與，與整合 ，創立了黃教，而於17世紀中葉得到清廷的扶持，逐漸取得政治和經濟的權勢。與此同 時，黃教中的“達賴”和“班禪”的活佛轉世制度也得到肯定，成為黃教的首領。清廷先後 冊封了達賴（1653年）和班禪（1713年），讓他們掌握西藏的地方政權，實行政教合一的統 治。到了清朝末年時，西藏又成為列強覬覦的地方，而主政的達賴喇嘛也成為列強爭取的對 象。即使在清朝滅亡（1911年）後，國民政府也是對西藏鞭長莫及。直到1949年毛澤東領導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西藏仍然是一個大包袱。因為這個地方長久以來深受喇嘛教的影響 ，而且已習慣於神權統治。為了解決西藏問題，中共在翌年解放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統 治終於成為歷史。

但14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出走，又鼓吹“西藏獨立”，企圖通過宗教恢復神權統治，結果未 能得逞。

雖然如此，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仍未放棄其藏獨的思想，並以宗教長老的身份與中國政府對 峙。由此可見達賴並未放棄其神權觀念，並借助宗教之名，四處活動，成為出世佛教中的一 個極端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