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九四八年後的新方向

(01) 1948年後的新方向
在談及馬華公會之前，有必要闡述戰後，不同於馬來亞民主同盟的政治思潮的華人組織，因為這些組織較馬華公會有更早的歷史，它們是屬於反共或非共約華人政團。例如國民黨組織，中華總商會，海峽華人公會（峇峇團體）。

（一）國民黨
雖然，國民黨於1925年被馬來亞殖民政府宣佈為非法的政團，但它們仍在三、四十年代十分活躍，直到日本南侵後，它們扮演的角色受到局限和忽視，但是日本投降又促使國民黨和親共團體爭奪勢力範圍。

國民黨不但在中國和中共勢不兩立，同時在馬來亞也與親共團體相互對峙。一般而言，國民黨在上層社會方面保有其勢力，尤其是在中華總商會及其他鄉團組織中，因而與左派團體格格不入。

儘管1949年5月後，英殖民政府決定制止“外國政黨”活動，第二度宣佈國民黨為非法團體，但它的影響力和影子並未因此而消失。一些國民黨份子後來加入馬華公會即為一例，但這批人士旋後又與當地出生的馬華黨員發生矛盾和鬥爭。

（二）各州中華總商會
馬來亞各州的中華總商會在廿世紀初期先後成立。戰前，商會領導人相等於華人社會的代言人，在戰後，他們也介入政治活動。

對中國的是以支持國民黨佔大多數；對馬來亞，則是重視維護經濟利益和華人文化及教育，以致許多華校的董事都是商界知名人士，包括中華總商會的董事在內，這種雙重角色的扮演也激發了一些人直接走進政壇。

敦李孝式於1974年推動成立馬華商聯會，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屬於保守思潮的華人統一政治機構，而敦李孝式本身曾是國民黨軍官。

同時，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敦陳禎祿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在1948年緊急狀態實施時，以保護華人權益的姿態出現，結果導致領導馬華公會的成立。

在馬華公會成立後，中華總商會在政治上扮演代表華人的角色，便讓位給馬華公會了。

（三）海峽華人公會
雖然海峽華人公會是屬於另一種的政治團體，但領導人也包括了中華總商會的領袖，如敦陳禎祿。

海峽殖民地華人公會最先於1900年在新加坡成立，創辦人是宋旺相（律師），第一任會長是林文慶博士。他們兩人是英女皇獎學金的得獎人。

不久之後，馬六甲也成立海峽華人公會，20年後檳城才成立海峽華人公會，但是由於土生華人與移民華人發生歧見，一度僵持不下。（18）

檳城、新加坡及馬六甲是英國最先直接統治的三個地方，在1824年組成海峽殖民地。由於華人最早移入這些地區，且集中在這三個城市，因此在19世紀時，已有了相當數量的土生華人，尤其是馬六甲土生華人，更形成一個自我的社區。

土生華人（又稱峇峇）對於英國的忠心，是很早便培養起來。

“大部份是屬於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土生華人，所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雖然他們並未放棄或否定華人的特性，但思想和行為表現上更為洋化。這一群人在海峽殖民地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或則從商或則成為專業人士。”（19）

一般而言，海峽土生華人缺乏與中國發生聯繫，他們與華僑的生活有些區別，對於血緣性及地緣性的團體不很興趣，雖介入了政治活動，卻與英國當局有直接的聯繫。

峇峇的家庭，以福建話摻雜馬來語成為日常用語，在保留某些華人傳統的面貌下，他們又以受英文教育為主，因此形成峇峇與南來的華人，在思想和生活習俗上有了距離。

根據檳城華人公會會長辜承福指出，海峽華人公會成立的宗旨和目的，是爭取他們作為英籍民的權益，以便在政府機關及公共團體中有代表，例如海峽殖民地議會、市政局、華人諮詢委員會和醫院委員會等。

由於土生華人的努力，英殖民地當局對峇峇極為重視，提供在政府部門中的高職。例如柯孟淇、楊元續、林清淵及邱善佑等。

其實，國民黨份子，中華總商會領袖及海峽華人公會，在戰前及戰後是有相互關連的，而且領導層有者是相互交疊的。

明顯的例子，是曾是國民黨軍官的敦李孝式，亦是馬華商聯會的發起人，後來又加入馬華公會，且一度成為財政部長。

又如連裕祥，曾是海峽華人公會的領袖，曾任檳城中華總商會會長，也是馬華公會的領袖之一。
邱善佑及辜承福，在華人公會及中華總商會俱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前者是檳城大富豪，後者是辜禮歡（第一任檳城華人甲必丹的第六代後裔）。

陳禎祿的身份更具典型，他是馬六甲華人公會會長，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又是馬華公會的發起人兼首任會長。

從這樣看來，戰後的華人，尤其是1948年宣佈緊急狀態後，反共的組織在華人社會方面佔了上風，這是由於英國政府對這些組織較為放心，也個別重視一些領導人的代表性。

(02) 英校生熱衷搞政治
1948年之後，湧現各種華人團體，他們有不同的政治思潮，之間也是有矛盾，國民黨人和土生華人，土生華人與中國移民之間不相調和的現象，促使華人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也有所分歧，儘管他們同屬於保守思潮的一派，但思潮上的差異，在日後更加進一步的暴露。

1948年的緊急狀態，確然給華人帶來諸多的限制和不便，甚至備受懷疑，以致華人在這種政治情況下，孕育了對某種團體的信念，但基本上，華人政治的思潮還是不能一致的，左右派的鬥爭並未停息。

中國政局的演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華人社會有所沖擊。不過，由於客觀條件對保守派人士，特別是受英文教育者有利，他們的活動也就更加頻仍。而在政治上逐漸的形成一個集團，嘗試帶動華人的政治思潮走著同一個方向。

陳修信說：“當時（指1948年）的殖民地政府，採取一項盲目的排華政策，將大多數華人看成是共產黨人或者是共黨潛伏份子。一方面，許多無辜的華人在極為脆弱的證據下被逮捕入獄。

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華人被逐出國，而我們敢肯定的說，這些人之中大部份是無辜的。（20）

顯然，英國並不反對這批保守思想的華人起來領導華人，以抵消馬共的影響力，因而積極支持有一個能和英國對話，但又不是有反英政治意識的組織。當時的英國欽差大臣亨利葛尼爵士就有這種想法和願望。

曾是馬六甲華人公會會長，又是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的敦陳禎祿，被認為是一個適當的人選，以領導華人填補“緊急狀態”時的“真空”。而馬華公會便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03) 成立馬華保護利益
馬華公會於1949年2月17日正式在吉隆坡成立，發起人兼首任會長敦陳禎祿說：“1949年2月馬華公會成立，其近因主要就是因為馬來亞的忠誠華人，在緊急狀態下受到苦難。緊急狀態不但危及許多華人的性命，威脅華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還使人懷疑我們對本邦的傳統忠誠感，雖然我們之中已有許多人以馬來亞為永久家鄉”。

除了陳禎祿外，馬華公會的起發人也包括當時的官委華人立法議員。他們是余有錦，李孝式，邱德懿，杜榮和，杜觀發，李煥文，梁長齡，廖光漢，陳修信，胡家濂，梁宇皋，林開成，李長景，楊旭齡，溫林鳴鳳，伍瑞琴等十六人。

首任委員會名單如下： 會長陳禎祿，義務總秘書楊旭齡，財政邱德懿，立法小組委會主席林開成，政治青年婦女小組委員會主席李孝式，宣傳小組委員會主席陳修信，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組委員會主席梁長齡，財政經濟小組委員會主席邱德懿，勞工小組委員會主席李煥文。馬六甲、其他九州和檳城分會主席，為當然副主席。

從上述的名單看來，“馬華公會的領導層並未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陳禎祿，梁宇皋，楊旭齡，李孝式，邱德懿及其他人俱是有地位商人或與大生意有關係的專業人士。大多數是受英文教育者，並未與華人社會的基層有重大的聯繫。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與英國當局有密切的聯繫，必須注意的是，馬華公會不像巫統，不是專門成立來保護和促進華社的利益，但卻是它的重要宗旨之一。

正如所預期的，特別是英國希望它湧現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以和佔多數華人的馬共抗衡，並協助華人遠離共黨。馬華公會的一些領袖是與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共於1949年在中國的成功，也迫使他們尋求一個團體保障他們的權益和在馬來亞的地位。

作為一個代表移民的華人團體，馬華公會在其目標中，包括達致一個種族和諧與諒解的社會。

陳禎祿提出馬華公會的兩個基本目標，是團結所有階層的華人及促進種族問的親善，和諧與合作，特別是在華巫之間。”（21）

固然不可否認的，馬華成立之初，曾協助華人努力排除困難，尤其是住在新村的華人，並取得英國對華人之態度有多少的改變。尤其是在中共取得中國政權後，英國的政策是一方面在外交上承認中共，另一方面欲對華人抱著懷疑的態度，致使華人在緊急狀態下備受困擾。

陳禎祿說：“馬華公會各華人的真誠努力，已使人不再懷疑當地極大部份華人對馬來亞的忠誠，使華人與政府之間有互相密切的合作，以求協助緊急狀態早日結束。”

不過，馬華公會引起廣泛華人興趣和熱衷是在1949年10月開設福利彩票後，彩票收入用來援助新村華人。通過這個計劃，馬華公會不但在經濟上協助極需援助的華人，同時也大量增加黨員，勢力伸入華人各階層中。（22）

馬華公會的彩票於1950年2月26日開始，1953年6月21日結束，前後共發行18期。每張彩票黨徵抽四巴仙，計算一年收入100萬馬幣。

彩票之停止是由於英政府規定政治團體不能發行彩票。這一轉變，致使馬華公會從一個半政治半福利的團體，形成一個全面性的政黨。

必須指出的是，當馬華公會成立時，馬來亞聯合邦協定已生效。因此馬華公會對這份協定沒有多大的爭議，不過也盡力爭取華人成為公民的地位。

根據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的內容，非馬來人以馬來亞為其真正家鄉和具有效忠的精神，將可成為馬來亞的公民。1950年的紀錄顯示，在227萬5000名聯合邦公民中，非馬來人佔了73萬名。（23）
四年之內，公民權的申請規則有所放寬，因此到了1953年6月30日，在413萬9000名的歸化公民中，其中馬來人佔了272萬7000名，華人佔115萬7000名，而印度人及其他種族佔25萬5000人。（24）

從這樣看來，馬來亞聯合邦協定除了規定馬來人的特權地位以保護馬來人外，也推動了一項新概念：馬來亞屬於那些有貢獻和效忠的人民。

這份協定在一定的性質上，將馬來人和華人納入英國的願望中，給人民局部的參政權，並允許非共的政黨成立，用以排斥馬共的影響力。

不過，這也進一步的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思潮，在諸多政黨的壓力和要求下，迫使英國意識到馬來亞的獨立是不可避免的事，而英國有了緊急狀態的經驗後，也減少反對一個屬於多元種族的獨立馬來亞的概念。

馬華公會就公民權的問題，援引首任會長陳禎祿的言論，以表示馬華對公民權大力爭取。同時馬華也在1957年獨立談判中促使巫統放寬公民權的限度。由1957年11月發動的申請公民權運動，短短一年內，為100萬非巫人取得公民權，其中八十巴仙是華人。（25）

至為明顯的，馬華公會從一開始即成為受英國政府承認的一個代表華人團體，而這個政治組織在初時是屬於溫和的政黨，除了照顧新村的華人，爭取公民權外，在政治目標上，尚未有提出明確的態度。

這是由於華人一般上，沒有感覺到迫切需要通過政治權力來保障利益；同時領導馬華公會的人，也“集中在保護和促使華人的經濟及商業權利”。因此，在政治道途上，一度徬徨在巫統和馬來亞獨立黨之間。

(04) 拿督翁惹化與巫統
在進一步闡述這個事件前，有需要簡單地概述，巫統和馬來亞獨立黨之間的關係。

巫統成立的背景，是為了反對英國提出的馬來亞同盟，1946年3月4日，41個馬來團體在吉隆坡召開馬來人大會，同意成立一個團結的組織，命名為全國馬來人統一機構（UMNO），簡稱巫統。
大會一致反對馬來亞同盟，並要求英政府恢復和保持原狀。同年5月11日的正式成立大會上，拿督翁當選主席。

拿督翁出身貴族，父親拿督惹化曾是柔佛州務大臣，而他本身和兩名兄長也曾擔任過柔佛州務大臣。由於他在馬來社會中的聲望，而被推舉成為馬來人領袖。

馬來亞同盟的被放棄及對馬來人地位有保障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被實施，乃得力於拿督翁的領導。

爭取成功後，拿督翁開始走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將其他種族也容納進巫統中，以達成種族的團結。在1948年12月31日，拿督翁在新山住家召集21名各民族領袖，決定成立“各民族聯絡委員會”，委員包括陳禎祿在內。

馬來輿論和馬來社會不能接受拿督翁的開放政策，但拿督翁認為他所作的是正確 的。在當時他認為馬來人組成正統，華人組成馬華公會，勢將造成雙方有所距離，而不能融成一體。

因此，他提出了巫統開放門戶的建議，以爭取一個獨立的馬來亞。在他的強大影響力及聲望底下，巫統原則上接受此建議。

1950年6月舉行的巫統緊急大會上，拿督翁備受攻擊。當時的新加坡馬來同盟的主席薩頓（前檳川元首）領導反對拿督翁。

拿督翁一氣之下，宣佈辭職。但由於一時沒人能填補其真空，巫統又極力拉回拿督翁。在凱旋式的回黨後，拿督翁繼續主張他的思想，以把巫統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政黨；甚至提出更改黨名為全國馬來亞人民統一機構（UNITED MALAYAN NATIONAL ORGANISATION）。

他說，如果此議未能接受，將退出巫統另起爐灶，成立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簡稱IMP。

接著馬來社會掀起一片反對浪潮，顯然是不能夠接受拿督翁的政策。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提出辭呈，東姑阿都拉曼被選為主席，遞補空缺。

離開巫統後，拿督翁自創馬來亞獨立黨。儘管拿督翁希望巫統有朝一日能接納他的論點，重新合作；但東姑卻走著不同的道路，領導巫統與獨立馬來亞黨打對台戲。

馬華公會在當時的情況下，處於為難與微妙的處境。它要支持拿督翁抑或巫統？以陳禎祿的態度，他是支持拿督翁成立一個不分種族的政黨。

從這邊也看出馬華公會在初時，並不把自己當成一個濃厚政治意識的種族政黨，而是希望能夠協助製造一個不分種族的社會，甚至準備加入馬來亞獨立黨。

1951年9月16日，拿督翁在吉隆坡宣佈成立馬來亞獨立黨。為顯示他的非種族色彩，陳禎祿被邀請主持大會，同時馬華公會秘書楊旭齡及財政邱德懿亦被選為中委。

陳禎祿在會上，促請馬華黨員及華人全力支持馬來亞獨立黨。印度國大黨宣誓支持拿督翁的政策。此外在檳城成立的急進黨（林蒼祐醫生是其中的一名領袖）及雪蘭莪勞工黨亦表明支持拿督翁。

值得一提的是，拿督翁在當時仍然是馬來社會最大影響力的領袖。雖然他已經離開巫統，但在英政府內當高級官員，立法議員及州務大臣的馬來政治人物，多數傾向支持他，以致他在政府中佔了優勢。

以拿督翁當時的想法，他是要建立一個以馬來人為中心而容納各族人民的政黨，乃至領導這個黨爭取獨立，組織中央政府，因而提出了非種族性的政鋼。

而以東姑為首的巫統，則準備在維護巫統的形象和馬來人的利益情況下，與其他種族的政黨達成合作；馬華公會及印度國大黨是他要爭取的對象。

開始時，拿督翁幾佔上風。他認為他所作的都是正確的；拒絕承認種族情緒和效忠問題，仍然盤據在人民心中，而需要更大的努力加以消除，不單是有良好的意圖而且也提出非種族口號。（26）

由於客觀的事實並非如此，於1952年2月舉行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結果證明拿督翁的理想失敗。

導致馬來亞獨立黨失敗的遠近原因，是有必須加以闡述的，因為這個事件終於改變了馬來亞的政治面貌，而形成我國今日存在種族性政黨的局面。

(05) 翁陳政見戰後特徵
拿督翁與陳禎祿的攜手合作，可以說得上是啟開了非種族政黨的風氣；但兩黨之間的政見不是全然一致的。

“雖然陳禎祿可以支持一個非種族性政黨，但如果這個政黨是給拿督翁不容置 疑的在馬來亞至高政治地位的話，他將不會熱心地支持。事實上，拿督翁及陳禎祿的政治和個人之問的政見，已成為戰後10年內的馬來亞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27）

其實，拿督翁與陳禎祿的交惡，是在市議會競選後才顯現出來的。在這之前，他們的合作看來是相當愉快。

不過，馬華公會內早期的成員，並不全服膺於黨領袖的行動，尤其是當時地方勢力比中央委員會的力量還要大；馬華中央是不能過於干預各州的事務。例如馬華公會雪蘭莪州分會在李孝式的控制下就是一個例子。

李孝式未加入馬來亞獨立黨，也漠視黨領袖與拿督翁的合作。據悉，李孝式與拿督翁的關係陷入低潮，是由於馬來亞獨立黨成立之前，拿督翁並不徵詢其意見，而且在成立那天也未受到邀請，但他卻不請自來，因而受到冷落，未被邀坐在台前。

以他作為一名礦商和當地華社領袖的地位，受到如此招待，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乃在心中萌起對抗的思想。

不久之後，他便與吉隆坡巫統競選小組主席耶哈耶（YAHAYA BIN DATO ABDUL RAHMAN），也是一名小礦商拉上關係，決定參加1952年2月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李孝式在競選基金方面提供支持，兩人之間的合作乃是馬華和巫統合作之濫觴。

但當時馬華中央和巫統中央對此毫不知情。陳禎祿還是傾向馬來亞獨立黨，而吉隆坡巫統主席拿汀布爹瑪利亞（拿督再那阿布汀之妻，再那是巫統首任秘書長，與拿督翁至為接近）對此深表不滿，憤而辭職，耶哈耶順理成章成為巫統吉隆坡區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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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 See "Looking lnto The Past" BY Datuk Koh Sin Hock 刊於檳城華人公會六十週年鑽禧紀念特刊
(19)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Means P.105
(20) 參見敦陳修信在馬華公會20週年紀念特刊獻詞
(21)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Radiant Publishers 1980
(22) 馬華公會規定18歲以上的華人可以成為黨員。非華人可以成為附屬黨員，但沒有投票權。因此馬華公會招收的俱是華人。截至1949年底，馬華公會聲稱黨員有10萬名，到了 1951年12月，增至18萬8000名，1953年6月再增至22萬名，1955年1月，又增加到25萬名。
(23) 馬來亞聯合邦1950年年鑑第14頁。
(24)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By Prof. K.J.Ratnam／P.92
(25) 參閱《馬華公會建黨史話》，刊於1969年馬華公會20週年紀念特刊。
(26) 與（21）相同
(27)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Radiant Publishers 1980／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