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当记者后面对的第二件难忘的事是撞上“政治动荡”的年代。那就是左派政党的劳工党已开始酝酿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的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运动。
如果我们把时间较正一下,1966年6月,在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火红的阶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毛泽东的权威达到了顶点。这种「破旧立新」的风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马来西亚的左派政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虽然对于示威游行并非新鲜事,但对于一个刚入道的记者却有其“新鲜感”,也感觉到新闻的重要性。
翻查历史,马来亚劳工党早在1966年之前就有过示威的记录。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于1965年2月13日为纪念“人权日”而在吉隆坡展开的大游行,也是配合社阵领袖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被扣捕的二周年,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领袖和干部,这也是1964年大选后社阵改变斗争策略的一个新局面。陈凯希因此事被扣留。
在槟城方面,劳工党在1966年6月之后就有不少的示威行动,我们身为记者的也就奔波于其中。通常报社都会在要发生示威前或正在进行中接到电话,而《星槟日报》作为地方性的权威报,往往先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李良树就是采访这类新闻的“闯将”。我们一般上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作实际的采访。但见旗海飘扬,人头攒动,口号声不绝于耳。不多久,镇暴队便倾巢而至,将示威者的行动遏止,催泪弹的发射是至为平常的事,以驱散人群。
催泪弹是一种十分热辣的味道,迫得你不得不掩鼻逃开。那些有心理准备的,總會预先拿着湿毛巾,可是也没有多大管用。我记得有一次在过港仔横街采访时,一颗催泪弹从我头上飞过。虽是有惊无险,但事后却心有余悸。类似这样的採訪,既是刺激,也富有挑战性,更有一定的冒险性。毕竟记者和示威者之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谁知道你是谁呢?
再者,在那个时候,一些的示威者都是我们相识的。平常的日子多有碰面而且温文有礼,到示威上阵时,他们就成为「勇往直前」的冲锋人物。这种敢于面对被捕和不怕受伤挨打的精神,也只有那个年代才出现的场面。如今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会问:做记者不过是一份受薪的工作,何必拿命来博?搞不好,分分钟都会受伤。但出于「敬业乐业」的精神,我们似乎也与示威者那样的勇敢,轻装上阵采访。你如果不身历其境,又怎么写出真实的新闻呢?因此,我对我们那个年代的记者,有难于忘怀之情。不是我们自夸,我们真的是「献身」新闻事业的一群。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66年起,檳州劳工党的示威游行如同家常便饭,也展现了议会外斗争的政治路线,以下是示威游行的较大的事件:
1.1966年6月24日,劳工党举行了「援越抗美」的示威游行。这种斗争标志着劳工党把斗争的层面扩大到國際事務。
2.1966年9月2日,劳工党为抗议政府接管乔治市议会,展開一场「三反示威游行」,场面浩大。
所谓三反是“反对接管市议会,反对提高电话费和反对修改《屋租统制法令》”。乔治市议会由
1959年开始,便属于社阵所控制的地方议会,也是左派的阵地。在1965年被接管前,仍然由社阵执政,
由于不满民选议会被接管,劳工党员走向街头抗议。
3.1966年10月份,劳工党又有几次示威,全是冲着美国总统约翰逊要访马而引起。
4.1967手5月1日,劳工党员在闹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镇压阿沙汉工潮。
5.1967年5月28日,劳工党又因支持华都牙也扣留营同志的绝食斗争,而分别在亚依淡及大路后
展开示威游行。
6.1967年7月11日,发生劳工党员朱贵华在日落洞涂写标语时受枪伤,一时成为轰动新闻。朱君
后来前往中国就医,但已告瘫痪,1999年逝世。
7.1967年8月26日,劳工党员分别在过港仔横街及大路后示威游行,反对「国语法案」,要求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8.1967年11月24日,因英镑贬值15%,导致与英镑挂钩的旧马币也贬值15%,引发一场大罢市行动。
在较早前,即20日,已发生一场大示威游行。林建寿也因罢市事件被逮捕一个月左右。
9.1967年10月23日,与劳工党无关的另一场海上渔民示威行动也爆发,这是浅海渔民抗议拖网
渔船破坏和影响小渔船的生计,一时之间,也是情势十分紧张。(浅海渔民在66年10月23日
已有过一次大示威)
从以上的事件来看,我一入道就成为「示威记者」。每有此类的紧张事件,我先得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当然这些个消息也要感谢《星槟日报》记者给予的协助。毕竟《星洲日报》在槟城只有我们三位记者,经常应接不暇。
在新闻报导上,我们采取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报导,有反对党的声音,也有执政党的声音和立场的表明。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混淆。
事缘我国政府在1967年6月1日发出有最高元首肖像的新币,以逐渐取代原来的“帆船和牛车图案”的货币,以期脱离英镑的挂钩,未想在11月18日,英镑突宣告貶值14.3%,当局乃宣布旧币贬值15%(即85分兑1元新马币)。根据估算,旧币尚有六亿多元未收回。于是抗议与不满之声群起,槟州劳工党率先领导「槟州总罢市」。
很不幸的,后來竟演成局部的「种族冲突」,当局不仅进行大逮捕,也实行戒严令。情势之逆转,出乎意料之外,劳工党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当然还有其它事件围绕在同一个时期发生,但就槟城来说,示威的频仍,已使它进入一个多事之秋的政治不安的挑战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也随之增加。我们卻也从中学会更多的采访经验和应变之道。(部份资料取自“劳工党斗争史”及“历史的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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