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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6.1.05

遙想趙紫陽

最近華文媒體又再大事報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新聞,甚至傳他“病重”。為什麼報章會如此重視趙紫陽?他的生死又與中國政局有何關係?

年輕的一代也許對趙紫陽印象模糊或不知他是何許人?但對“六四”事件記憶深刻的人,一定不會忘記趙紫陽的“遭遇”。

其實,不僅是海外的華人對趙紫陽的“命運”有所關心,即使是中國高層也不能對趙紫陽的問題掉以輕心。他們可能擔心的是趙紫陽是另一個胡耀邦,會對中國政局起著沖擊力(按胡耀邦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于1987年辭職,而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繼之發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掀起一陣的狂潮,更觸發天安門“六四”事件)。

究竟趙紫陽是一個怎麼的人物?為什麼下台15年后仍然令人難以忘懷?這有需要探討趙紫陽從政的歷程。

于1919年(也就是中國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出生在河南省滑縣的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意為修身立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3歲加入共青團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但沒有參加毛澤東率領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4-1935)。

1936年到武漢上中學,自行改名為“紫陽”,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什麼要改名字呢?這在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修業”兩個字帶有封建色彩,因此取春節常用的“紫氣東來”的紫字,接近紅色之意(人們常說「紅得發紫」就是這個意思),而陽者“太陽也”。表明了這位年青人血氣方剛,希望自己能像“發紫的太陽”;尤其是日本侵略軍已佔有東北,且危及華北和華東一帶,凡有志氣年青人,莫不對日蔻咬牙切齒,想為國家作出奉獻。

改了名的趙紫陽,便于1937年投身抗日戰爭,黨的身份在1938年重新確定。1940年加入鄧小平率領的部隊,成為鄧小平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中國又爆發國共內戰,趙紫陽在劉(伯承)鄧指揮下,成為第二梯隊幹部。
1949年毛澤東解放全中國,趙紫陽平步青雲,在1951年被分派到廣東進行土地改革。在廣東的時候,陶鑄(第一把手)和葉劍英是提拔他的人。就這樣他在廣東幹出成績來,于1965年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第一把手。陶鑄于翌年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由此可見,他和鄧小平,陶鑄及葉劍英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在66年8月12日的中央改組時排名第四的陶鑄(即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因與江青一派起沖突而告失勢,更在1967年以悲劇收場。這就使到尚在廣東掌權的趙紫陽的地位笈笈可危。果然趙被指斥為劉少奇、鄧小平及陶鑄在廣東的走資派代理人。因此慘遭批斗。黃永勝成為廣東革委會主任,可憐的趙紫陽在批斗大會上受盡凌辱,更在較后下放到工廠“改造”。

1971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將趙調往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也是管理農牧業生產。同年9月林彪出事后,趙又因禍得福,在周恩來舉薦和毛澤東同意下,回到廣東擔任領導工作。

比起其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趙紫陽是較為「幸運」的一位。當然他也因勢利導投身進入「批林批孔」運動。在1974年又成為廣東第一把手。

1975年文革末期,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副總理)把趙紫陽調到四川出任省委書記,要他搞好四川的肅條經濟。所幸是早了一個月,因為在一個月之后(即1976年正月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又再被打倒,失去一切職務。遠離中央的趙紫陽則避過這一劫。

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在四川的趙紫陽領導群眾狠批“四人幫”橫行霸道。

在四川的五年政績,人民給趙的口碑是:「要吃糧,找紫陽」,可見他深受老百姓的愛戴。當1978再復出的鄧小平在絆倒華國鋒后,便在1980年大刀闊斧起用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再設主席職,避免沖撞永遠的毛主席);趙紫陽昇任國務院總理,他們成了鄧小平的左右臂膀,似乎「紅運當頭」。

可惜1987年,胡耀邦被指違反集體領導原則辭卸總書記職,鄧小平硬拉趙紫陽頂上。而趙紫陽的特長在于抓經濟,搞意識形態不是他的專長,勉強上位后,麻煩就伴隨而來。

雖然他也有心要整頓國家和黨,但意想不到的是才上任兩年的總書記竟然面對天安門廣場麕集不離的學生和群眾,表面上是要尋求政治改革,嚴懲貪污腐敗;實則要求“民主”呼聲傳遍全中國,舉國上下也動了起來。這與共產黨一向以來所強調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時候,趙紫陽所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順著所謂「民意」(主要是學生提出的政改),等于是否定共產黨的一貫宗旨,也違背毛澤東思想,更使鄧小平左右為難;順著中央意旨,就是要求安定大局,不能搞示威遊行和強佔天安門,形成無政府狀態。

為此他只好出其下策,親自會見學生,要求他們停止絕食,自行離去,等待中央逐步進行改革。未想其善意被曲解,學生反而變本加厲促請中央明確表態。這樣一來,趙紫陽已處于被動的地位。

可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搞不清楚,在國家動蕩不安的時刻,為何趙紫陽要在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二天對朝鮮進行官式訪問(4月23日)?難道他不知道事態嚴重嗎?是另有隱情抑或是失勢的先兆?

在他離京期間,一切事務落在李鵬(總理)身上,權力也就相對轉移。在取得鄧小平同意下,「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一錘已把“六四”事件定為「動亂」,自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待到趙紫陽于4月30日回國后,形勢已告逆轉,他再也無能為力借助學生運動來促使政治局改變立場。

結局是趙丟官,天安門被清場,“六四”事件為中國當代史留下十分爭議的“拍板”。趙紫陽的下台標誌著「紫去東不來」。雖然還是鄧小平的時代,卻是物換星移,改革開放也換來慘重的代價。

儘管如此,趙紫陽一生算是能伸能屈,又跌又起又跌,但他行事光明磊落,不失為一代風雲人物,懷念趙紫陽也就油然而生。不具有什麼政治動機,只是覺得這位英雄人物的下場太淒滄。“紫陽”終于返樸歸真,回到“修業”的晚年。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正是他刻下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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